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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区域下的空间规划:系统性理论观

Spatial Planning in Cross-border Regions: A Systems-theoretical Perspective
  •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16, 15(1): 68-90
  • 作者:Joren Jacobs
  •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 k_cao@126.com

世界各国曾在1990 年代和21 世纪初广泛实施(战略)空间规划。但是这一波的空间规划有一个既定前提,即它经常是在一国范围内、具有既定政治、法律、文化背景。但是在跨国、跨洲等跨界区域当中,这样一种前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错综的制度背景给空间规划理论家思考空间规划方法和理论带来一定挑战,这种理论态势同时也迎合了近年来对跨界规划理论的热烈议论。本文结合了社会系统思想和组织理论,在制度背景下探讨差异(也即边界)的理论化和概念化,以及相应的空间规划理论。这里,作者借用了阿尔伯塔大学教授范· 艾思(Van Assche)的系统理论将规划的社会背景概念化,该理论认为政治、法律、文化以及其他“系统”不仅是历史事件和进程,同时也构成了规划能够植入的背景。然后,作者运用过了哥本哈根经济学院教授尼尔斯· 安德森(Niels Andersen)的“复调式”组织(polyphonic organization)学说——其根源是德国社会学家卢曼(Luhman)的社会系统理论——来分析规划的复杂社会背景和规划的自组织性。根据社会系统理论,组织是一种交流和沟通的过程,而不是事件或过程中的行动者。如果视规划为一种(临时的)组织形式,那么它能够在社会背景下构成特定的关系从而实现其目的。以这些理论为基础,讨论空间边界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下的空间规划理论与实践。但是作者同时也指出,在跨界空间规划实践中,除了已知的地域边界(如国界)以外,需要重视系统边界(system boundary)的问题。因为虽然在跨界规划中规划系统不同,但作用对象是一致的——跨界空间,则系统边界成为观察跨界空间的滤镜,因而也导致系统或组织做出不同的(路径)选择。


公共空间与复原:向震后的克莱斯特彻奇学习

Public Space and Recovery: Learning from Post-earthquake Christchurch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1(2): 159-176
  • 作者:Diane Brand, Hugh Nicholson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xum@cqu.edu.cn

一个多世纪以来,城市结构和公共空间的重要性一直被城市理论家所强调。然而,在理论上,城市结构与公共空间对灾害中城市弹性、灾后复原和发展的重要作用方面却存在分歧,本文以震后的新西兰城市克莱斯特切奇为例来讨论该问题的解决方式。文章着眼于震后议会和社区主导下的城市空间计划,研究城市公共空间与结构的复原潜能,以及设计过程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模式的平衡。并运用图景的方式理解城市空间与结构对城市弹性的作用,将震后应急阶段和重建时期的城市公共空间与结构的作用作比较。作者认为,在震后应急阶段,19 世纪以来的城市结构为克莱斯特切奇市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并且,震后社区自发模式的创新能力将在未来提高城市设计实践的水平。就城市弹性而言,在震后应急阶段,克莱斯特切奇有历史影响力的城市结构、基础服务设施和开敞空间能够为城市提供额外保障,控制城市的衰败。就城市设计而言,为抵制20 世纪晚期的过度管控和商业化,克莱斯特切奇的过渡计划为公众提供了一些回归公共空间的意识培育,因而也为公共空间设计过程中平衡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提供了可能。面对近年来中国城市灾害的增多,灾害中城市的弹性、灾后重建和发展尤为重要,本文的方法和经验值得品读与深思。


城市化过程中的政府治理重构:中国基层政府治理改革

Urbannization as a Process of State Building: Local Governance Reforms in China
  •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9: 912-926
  • 作者:Siu Wai Wong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 院。leiwang@whu.edu.cn

目前学术界的观点普遍认为征地活动是地方政府仅仅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农民利益的活动,本文提出另一种观点: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为了减缓可能存在的社会矛盾也重新塑造了基层治理的方式。本文通过对广东萝岗区的实地调研活动,检测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新的治理活动来加强其对基层政府以及基层自治组织的管理,有助于理解中国为何能在许多土地纠纷与社会矛盾的情况下依旧保持增长。文章分为四个主要部分,首先介绍了中国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土地矛盾频发的背景,第二部分介绍了文章的理论背景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从政府土地征用以及征用后的相关土地补偿政策双方面来探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基层政府治理重构的问题,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萝岗区的土地征用及争端,萝岗区为了城市发展而做的土地征用不仅导致了基层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也导致了村集体和村民之间内部的矛盾。在这些矛盾中最为关键是的土地征用后形成补偿款以及“保留商业用地”等集体财产管理的问题,比如女性村民的财产权问题、村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地方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充当了仲裁者也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第四部分则详细论述了地方政府如何解决征地过程中及征地后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主要通过三种策略:提供社会公共产品以减缓村民对于政府征地的抗议、对集体财产进行股份制改革以解决集体财产分配问题和村干部贪污腐败问题、介入基层党组织选举以扩大政府影响力并给予基层自治组织(居委会和股份合作社)选举以充分的自由度以增强政府的公正民主性。最后文章总结了萝岗区的实践经验,并认为这种经验虽然基于特殊的地方文化背景,但是对于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土地纠纷的解决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摩天大厦拯救地球?建筑物限高和城市温室气体排放

Will Skyscrapers Save the Planet? Building Height Limits and Urba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 源自: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6(58): 13-25
  • 作者:Rainald Borck
  • 推荐:于涛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yutaofang@tsinghua.edu.cn

摩天大楼能否拯救地区?高楼林立的人口高密度城市对环境是好还是坏?许多人对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效应高度恐惧,例如有人预测道2030 年前的城市化进程将会消耗大量森林,颠覆土地利用格局,从而进一步导致更多物种多样化丧失、更多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之相反,另有许多人认为高密度的城市能够降低人均碳排放。格莱泽(Glaeser)等人的研究结果发现,人口密度高的纽约和旧金山交通和居住能耗比休斯顿等自然条件相似的人口系数城市显著偏低。为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这种“若要救地球,建更多高楼”的观点在OECD国家和世界银行中开始盛行。为此,本文作者研究的是建筑物限高能否有效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通过数值模型等方法分析发现:城市建设容积率控制可能会降低总碳排放。一方面,建筑高度限制能导致城市扩张、拉长通勤距离,从而引发更高的排放量;但另一方面,中心城市的土地和住房竞争上升能有效降低住房需求和消费总量,从而减少住宅的能源使用碳排放量。


实现增长?评估英格兰东南次区域的经济治理

Delivering Growth? Evaluating Economic Governance in England’s South East Subregions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6, 87(1): 5-30
  • 作者:Valler David, Phelps Nicholas A
  • 推荐:罗震东,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zhendongl@sina.com

2010—2015 年英国的联合政党政府与前任工党政府所强调的跨界战略规划举措截然相反,致力于推动规划领域的“地方主义”(localism)。针对这一背景,论文选取英格兰东南部三个次区域性的“柔性空间”(soft space),即南汉普郡城市合作伙伴(PUSH)、盖特威克钻石计划(GDI)和英国科学谷(SVUK),审视演进的经济治理安排的影响。所谓“柔性空间”是形成于新工党时代末期的,与正式规划空间一起运作并有着复杂联系的非正式空间安排。柔性空间高度可变,不仅引入创新的规划实体,而且被视为克服制度和政策硬化的工具,引入创新性思考并构想未来,代表了一种可替换的制度形式。论文采用的评估框架源自一套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可以感知的“好的经济治理”标准,而每个案例都会呈现的关于经济治理“品质”的判断。论文第二部分介绍经济治理评估的所有问题并建立独有的方法和与众不同的评估框架;第三部分介绍三个案例并描述各自的治理尺度、组织形式和领导模式;第四部分审视这些新空间在地方主义发展背景下设定的规划政策中的状态和运作;第五部分呈现多样的治理安排对于实现增长的可能影响,重点凸显每一案例中最为重要的优势和缺点。这一研究对于国内类似的非正式空间治理安排,比如各类政策性新区的评估具有借鉴价值。


破产后的底特律:一个负增长机器的案例

Detroit After Bankruptcy: A Case of Degrowth Machine Politics
  • 源自:Urban Studies, 2016, 53(4): 818–836
  • 作者:Seth Schindler
  • 推荐:徐江,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 管理学系。jiangxu@cuhk.edu.hk

一般广泛认为,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危机发生时会得到强化。就好比杰米·派克(Jamie Peck)所提出的,在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城市层面贯彻的所谓“朴素城市主义”。然而本文提出的疑问是:在那些经济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经济增长已经不可能的城市里,这种对新自由主义扩张的描述是否仍然适用?在作者关注的城市底特律,城市财政已经宣布破产,地方官员和社会精英已经意识到使用任何新自由主义说明书上的政策都无法阻止城市的衰退了。相反,城市破产迅速瓦解了既有的跨层级的增长联盟,所以地方上的各种力量转而采用了一种新的发展策略。与“朴素城市主义”力求争取非本地的投资不同,这种新的策略希望能在不可避免的负增长的背景下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与传统的“城市增长机器”概念对应,作者将这种策略命名为负增长机器。其不同之处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追求更为包容的增长;第二,强调社区发展和生活质量的保障;第三,不以牺牲居民利益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


通过历史保护让社区具有韧性

Build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Through Historic Preservation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6, 82: 2, 92-103.DOI: 10.1080/01944363. 2015. 11236
  • 作者:Douglas Appler, Andrew Rumbach
  • 推荐:周江评,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地理、规划和环境管理学院。 Jiangping.Zhou@uq.edu.au

最近若干年,韧性成了各地规划文本里经常出现的新词汇乃至追求的目标。但柔韧性和历史保护,外行人看起来似乎八杆子打不着。阿普勒(Appler) 和鲁姆巴赫(Rumbach)两位美国教授,最近通过同步审阅美国州一级别的历史保护规划和防灾规划,看看柔韧性和历史保护在两类规划当中是否会被交叉考虑和相互联系起来。通过研究,他们发现在不同的州,这种交叉考虑和相互联系的程度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对此进行了原因分析,并给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对于国内规划师而言,考虑到国内城市历史普遍很长,历史遗迹众多,同时城市也普遍面临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风险,这篇文章因此值得阅读。此文可为他们同步推进历史保护和防灾规划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实例。


基于二维回归分析重力模型的城市指挥和控制功能的格局与变化

Modelling the Shifting Command and Control Function of Cities Through a Gravity Model Based Bidimensional Regression Analysis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6, 48(4): 613-615
  • 作者:Gy?rgy Csomós, Géza Tóth
  • 推荐:李志刚,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以城市视角来阐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世界城市假说和全球城市理论认为,卓越的跨国公司往往具有指挥与控制的特征,而世界城市往往聚集了大量跨国公司总部。本文将具有指挥与控制功能的跨国公司(基于2006—2014 年的福布斯“全球2000 强”数据)的集聚度作为主要城市的判别标准,探究了全球277 座主要城市对经济空间的影响。研究采用基于引力模型的二维回归分析,结果如下图所示。其中,黑色的箭头表示经济运动的方向,网格阴影表示由经济引力引起的变形。白色区域表示经济集聚度,是最重要的引力中心。研究表明,全球经济空间存在三个显著区域:(1)北美。在美国东岸集中了几个以纽约为核心的经济中心,但西岸城市集聚的跨国公司数量正在增加,其指挥和控制的功能在近年也显著提高,形成从东岸到西岸巨大的经济空间融合。(2)西欧。西欧的经济空间中心位于慕尼黑—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围合的三角区域,以及诸如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等经济外岛。西欧城市的经济空间受美国吸引的趋势不断减弱,其自身的中心支配作用不断增强。(3)东亚。东亚正在形成新的经济空间。尽管日本在这一区域的经济作用依然突出,但在中国东部的上海和北京出现了更为显著的经济空间,其经济引力吸引了韩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另外,南美以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为经济中心,南非以约翰内斯堡为主要经济中心,澳大利亚的经济中心则位于悉尼和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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