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的地理因素

Ge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 源自：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6, 59: 90-102
• 作者：Peter Christensen, Gordon C. McCord
• 推荐：于涛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yutaofang@tsinghua.edu.cn

联合国人口司预计，全球城市人口将从2000年的28亿增长到2050年的62.5亿，且这些人口增长将主要发生在新兴的亚洲和非洲地区。然而，对于未来的城市和人口聚落的分布、类型等方面的研究却较为欠缺。由于区位地理条件是城市规模等级序列的首要要素，最近发展中世界的快速城市化和土地利用的权衡关系引发了诸多学者在地理特征如何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兴趣。许多研究审视了地理学对城市发展时序的影响，分析了城市活动和首位城市距离可达性条件的相关性、土地限制条件对住房市场的影响，以及自然地理对美国城市扩张的影响等。本文作者采用了土地质量、港口、河流、地下水和地形等卫星和空间显性数据，通过各种计量经济规范性工具，对城市发展外生性的地理特征总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为生物物理景观条件对人类社会的限定影响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三个主要外生变量是：农业生物物理土地适宜性条件；距离主要港口的可达性条件；地形坡度。通过对1990年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市场可达性、土地农业适应性等对城市选址、城市扩张等的影响分析发现：这些地理因素能够解释中国近一半的城市化水平变化情况。然而通过1990—2000年间的变化分析发现：农业土地可持续性和城市扩张之间呈弱负相关关系，这与理论预期，即不断上涨的机会成本对肥沃土地地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意义相一致。然而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影响程度，如在珠三角等地区，农业土地的适应性水平加速了城市扩张，而在北方沿海地区则限制了城市扩张。

墙与墙之间： 重新认识柏林无人区

Between the Walls: The Berlin No-man Land Reconsidered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6, 21(3): 287-301
• 作者：Deborah Ascher Barnstone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本文探讨了一个饱含历史记忆的区域——柏林无人区，一个分隔东西德围墙的内部和外部长达198 km的空间。从最初由一条铁丝网铸成的薄弱屏障到后来环绕在东西德边界的孤岛，无人区被视为城市景观的暴力“伤疤”，也是德国历史记忆的重要标志，更是关于德国复杂历史的绝妙隐喻。东西德统一后，人们对无人区依然持较复杂的态度：它代表了一段很难纪念的精神创伤，也是一个“尚未充满生活情节”的待激活空间。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这个死亡地带的态度悄然转变，物质空间的介入提供其新的标志和意向。

本文作者将其纳入特定框架——“消失—保存—再现”，讨论这个关于历史和现在存有冲突的案例，具体划分为四类处理方式：善意忽视区域、整体重建区域、改造保存区域、重建记忆景观区域。此外，在文中列举了几处具有代表意义的重要区域展开讨论，代表着面对历史不同的回应方式。作者试图回答：如何通过建筑和艺术重建承载着历史创伤的区域？如何在这个巨大的、复杂的且存有争议的区域以不同的方式引入纪念对象？该文以叙事角度切入有着特定历史意义的物质空间，探讨对待无人区的态度、改造手法，乃至对待历史的态度。对现今规划师思考或是改造此类存有历史争议的空间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验证雅各布斯：老旧小建筑能带来经济活力

Jane Jacobs and the Value of Older, Smaller Buildings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6, 82: 2, 167-180, doi: 10.1080/01944363.2015.11350
• 作者：Michael Powe, Jonathan Mabry, Emily Talen , Dillon Mahmoudi
• 推荐：周江评，昆士兰大学地理、规划和环境管理学院。jp.zhou@uq.edu.au

今年是雅各布斯诞辰100周年。她的各种学术思想一次又一次被城乡规划人拿出来重温和讨论。在美国学界，部分经济学家对雅各布斯的老旧小建筑带来经济活力持保留乃至反对的态度。针对此，以迈克尔·波（Michael Powe）为首的几位规划界人士合作，利用西雅图、图森和华盛顿特区三处的建筑数据和经济数据，验证雅各布斯的关于老旧小建筑带来经济活力的思想是否还适用。他们发现，一个片区如果拥有更多的老旧小的房子和混合形态的建筑，它经常更加有可能吸引不同年龄的住客，拥有更多的小型企业和单位。但是，这样的片区经常排斥西班牙语族裔的居民和非白人的居民。波等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老旧小的房子和混合形态的建筑正了名，支持之前雅各布斯的理论。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城市化稳步增长、城市更新稳步推进的时期，以上研究对我国城乡规划人和城市思考老旧小的房子和混合形态的建筑（小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建议有关人士阅读此文。

棕地再开发对周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以美国俄亥俄州凯霍加县为例

Illuminating the Impacts of Brownfield Redevelopments on Neighboring Housing Prices: Case of Cuyahoga County, Ohio in the US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6, 48(6): 1107-1132
• 作者：Ayoung Woo, Sugie Lee
• 推荐：李志刚，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棕地是指存在一定程度污染而未能得到充分利用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成功进行棕地再开发能够改善居住环境，缓解城市用地紧张，提高城市活力，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城市发展中备受关注的议题。随着中国城市规划的部分工作重心由“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此类土地的开发正成为重要主题。当前，美国已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推进棕地再开发项目，但由于缺乏对其经济效应的认识，造成一定程度的融资困难。本文以俄亥俄州凯霍加县为例，基于1996—2007年间再开发棕地周边社区独户住宅销售价格数据（90 740条），采用修正后的中断时间序列——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探讨棕地再开发对其周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检验再开发的经济效应。文章还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棕地再开发如何影响周边房地产价格进行探究，比较了棕地再开发对不同阶层社区（根据家庭收入分为低、中、高三个阶层）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表明，棕地的存在对周边房地产价格具有负面影响，而棕地再开发能够消除这一负面影响。其中，以商业和娱乐为主导的棕地再开发能够对周边房地产价格产生正面影响。对于不同阶层的社区而言，棕地再开发对周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社区的房地产价格具有正面影响。这一研究实证了城市改造的邻里经济效应，其结果在不同背景下是否存在差异则有待进一步验证。

借钱发展？地域竞争，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累积

Developing by Borrowing?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Land Finance and Local Debt Accumulation in China

• 源自：Urban Studies, 2016(1)
• 作者：Fenghua Pan, Pengmei Zhang, Shengjun Zhu, Dariusz Wo′jcik
• 推荐：徐江，香港中文大学。jiangxu@cuhk.edu.hk

中国各地的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采用了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其成效引人瞩目。但最近一段时间，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引起的债务风险也逐渐显现出来。这会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并且引发人们对地方政府债务、财政稳定和社会安定的担忧。在本文中，作者基于2002年以来的城投债数据，描绘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时空变化规律，并分析了与之相关的制度、政治和经济因素。研究发现，国际和全国的整体经济环境促使地方债务增加，这在2009—2012年前后尤其明显；而全国范围内地方债务的差异主要基于两个因素——土地财政和地域竞争。作者认为城市发展的金融化虽然短期内为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本，但是这会伤害城市的长远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完善，迫使城市政府使用的金融产品在透明度和保障性上不足。而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如干部考核体系、土地双轨制和地域竞争等等，也催动地方政府债务的急剧攀升。

规划、开发与媒体：关于伍德威尔逊大桥的案例分析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Media: A Case Study of the Woodrow Wilson Bridge

•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6, 35(4): 444-454
• 作者：Lisa Schweitzer1, Max Stephenson Jr.
• 推荐：张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Leizhang1976@ruc.edu.cn

规划师面对媒体时应该如何讲述事件过程？这极为重要，因为媒体可以通过选择或者偏向某些观点和事件影响公众认识和思考城市以及城市规划。规划专业人士强调权威、客观和准确，而媒体则更强调娱乐性和震撼力。文章以华盛顿特区的伍德威尔逊大桥（Woodrow Wilson Bridge）改扩建为例，通过访谈和内容分析，梳理了开发过程中专家、编辑、开发部门、研究者如何利用媒体来表达意见，从而引导大众的焦点和观点。根据该案例作者提出以下观点：（1）规划应当采用更加适合媒体宣传的手段，例如短剧、图片、图像来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和多样性；（2）虽然很多规划专家的意见都出现在媒体上，其数量甚至超过民选官员，但是大部分媒体仍然倾向于采取简单、平叙的方式来支持开发部门的观点，而且专业、深入的分析与报道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公众关注，媒体并未能减少专家与非专家，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在知识、观念上的差异；（3）项目开发的公关团队成功地将大众的关注点吸引到一些具有娱乐性的事件上（如落单的白头鹰），并且通过一些诸如《华盛顿邮报》之类的主流媒体传播，而社区组织虽然提出反对意见，但只是在一些地区性的媒体上呈现，未能吸引社区之外的公众关注，最终使得开发部门的意见占据主导。

做规划改变世界？质疑规划理论的规范伦理

Planning to Change the World? Questioning the Normative Ethics of Planning Theories

• 源自：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16, 15(2): 111-129
• 作者：Tanja Winkler, James Duminy
•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k_cao@126.com

最近的美国大选可谓近年来最特别的一次。面对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不按常理出牌，民主党只能一再地打出“政治正确”这张牌，试图拉拢各方支持。根据我的理解，“政治正确”在美国指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社会中，必须照顾到各种少数或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权利。在规划学术界的探讨中，类似的政治正确的话题——近年来大热的有关“南半球”（the global south）的问题——也存在。目前，大部分规划学术议题也都需要多元化、去北半球化地进行讨论，或者否认唯一的或统一的（基于北半球、英语发达国家的）标准或原则，重视其他语境下产生的情况。“南半球”这一术语其实可以作为以前“发展中国家”这一术语的替代，因为中国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看来也属于“南半球”，在学术探讨中会被划入南半球范畴。

本文的核心议题是规划伦理，即在规划中应该做什么，为谁做、谁来做，其得失是什么。作者认为伦理问题与认识论问题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在后结构的、后殖民地的认识论的影响下，元伦理（meta-ethics，即具有权威性、合法性的伦理，“meta-”这一词首源自哲学和历史学，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最早提出“元叙事”或“宏大叙事”[meta-narrative]的概念）被打破，规划伦理的主观性甚至是矛盾性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就是说，原本认为“正义”、“公平”、“平等”等伦理话题具有唯一性和确定界定，现在学者也承认其实它们存在很大的主观性，且受到语境（社会、经济、政治、场所等背景因素）的影响。作者在文中以南非的开普敦为例，对规划中的元伦理和主观伦理，或者具有场所特殊性的知识（place-based knowledge）进行了阐述。

区域问题该何去何从？关于区域性问题和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的思考

What Place for the Region? Reflections on the Regional Ques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 Research, 39(2): 361-371
• 作者：Simon Parker, Michael Harloe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leiwang@whu.edu.cn

本文是对该刊所组织的“何为区域？”（What Place for the Region）论坛系列文章的导言。文章首先回顾了该刊物自1977年创刊以来，对于区域问题研究的演进和发展历程。在1977—1987的10年里，以卡斯特（Castells）为代表的学者分别从传统社会学和经济地理学视角，将城市和区域定义为 “集体消费单元”和“生产空间”，而且前者在当时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更加受到重视。尽管如此，依然有25~30篇关于区域的论文聚焦于欠发达地区问题。在这一阶段后期和19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大量资本和创新密集型新产业园区产生，使该刊物中区域论文增加到65~70篇，并带来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区域研究的繁荣。文章接着讨论了区域的定义，指出尽管对于区域有着不同的界定方式，但都认同区域建构的产物，因此也就必然充满了各种斗争和妥协。即使在同一类型的区域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使得区域研究的重点从正式的制度和功能转向区域层面空间构建的政治经济过程。文章最后指出了区域研究的新近发展趋势以及国际范围内区域发展的不同侧面，前者包括尺度上移和下移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向文化和知识经济的转型、区域间差距的扩大趋势，以及城市群的治理；而后者则包括了政治民主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张力，以及区域之间存在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