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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追求城市交际与社会多样 性的空间规划:新加坡公屋社区的夜生活研究

Rethinking Spatial Planning for Urban Conviviality and Social Diversity: a Study of Nightlife in a Singapore Public Housing Estate Neighbourhood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6, 87(4): 379-399
  • 作者:Yeo Su-Jan, Kong Chong Ho, Heng Chye Kiang
  • 推荐:罗震东,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zhendongl@sina.com

在新加坡,土地约束使得城市规划政策必须导向高密度居住,因此陌生人必须共生于更为紧密的空间。作为日常活动发生的舞台,邻里的夜生活空间具有在不同使用者之间产生有利于社会互动的交际氛围。结合大巴窑中心(Toa Payoh Central)——新加坡最老的公屋社区之一的实地调查,作者将对物质环境的检验作为观察日常邻里夜晚社会与公共品质的出发点,并由此讨论夜晚包容性公共空间的规划。聚焦于夜晚,研究首先将焦点从夜间经济惊人的消费和娱乐转向日常交际和参与;其次从“白天中心”的公共空间特征研究转向对公共空间夜间使用的审视;第三通过考察类似新加坡这样的后现代亚洲城市的夜间行为,扩大对于当代城市夜生活及其地理变化和特性的理解。研究发现城市交际与社会多样性并非相互排斥。交际与夜间人群、活动以及物质的多样性格外相关。高品质的公共空间有利于促进像新加坡这样的全球化城市的人际交际与社会多样性。经济社会活动在街道层面进行的、步行友好的、人的尺度的公共空间,更吸引人们徘徊、闲逛、停留。不同类型公共空间的提供,从大型开放广场到小型封闭角落,有利于不同程度的社会亲密关系找到依恋感和归属感。归属感和对于场所的依恋会显著地影响地方社区从内向外地创造并保持宜居性的长期社会能力。因此邻里层面的空间规划不仅应该扩大公共生活的时间范围以包含夜间,而且应当考虑如何让夜间交际和具有包容性的公共领域促进城市总体的宜居性。研究同时为城市实践者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多学科框架,一方面重新在地方层面和夜间思考公共空间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重新在当代“混杂”城市的空间规划中考察交际和多样性的概念。


城市设计的艺术类型

The Kind of Art Urban Design Is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6, 21(4): 399-423
  • 作者:Stephen Marshall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xum@cqu.edu.cn

在阅读期刊文献的时候,批判性思考的读者常常会想要知道其他读者、特别是该领域的那些著名学者是否赞同该作者的观点,尤其是面对有争议性的、主观性强的话题时。这期的城市设计即特别采取了评论文章与原文同期发表的形式,以满足读者的此类需求。

伦敦大学学院斯蒂芬· 马歇尔教授的《城市设计的艺术类型》这篇文章具体讨论了城市设计的艺术性问题,他从艺术的定义与分类出发,重新解释了城市设计的艺术含义,分析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其中重点探讨了与建筑设计、景观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和花园设计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认为:(1)审美是城市设计的要素之一;(2)城市设计与绘画或雕塑间的弱类比常常使城市设计审美这个议题被认为是精英论的、幼稚的或引起其他的误解;(3)城市设计与场所艺术相似性的强类比将有助于厘清审美在城市设计中的作用,重视城市设计的功能性与参与性,以及最终形成的符号性的集体城市意象。

针对该文内容,该期杂志邀请了各地的城市研究专家包括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艾米莉· 特仑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盖里. 哈克教授与约翰纳森· 巴纳特教授,以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亚历山大· 卡斯伯特教授等同期发表了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对照读来十分有趣,令人深入思考城市设计学科发展的方向及城市设计实践的作用与意义。因此,此次导航并非推荐一篇文章,而是希望读者能将与此相关的六篇评论文章一并阅读。


规划幸福社区

Planning for Happy Neighborhoods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6, 82(3): 267-279
  • 作者:Deirdre Pfeiffer, Scott Cloutier
  • 推荐:周江评,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最近若干年来,和谐社会、幸福指数和健康城市等成为城乡规划人经常能够听到的词组、概念。相关词组和概念其实有着跨学科的影响力。不少城乡规划之外的学科,例如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等,都在对这些词组、概念进行着各种研究。对于城乡规划人而言,要是有文章能把主要学科的研究进行一个小结,那就太好了。最近一期的《美国规划学会会刊》就刊登了一篇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戴尔德丽· 普法伊费尔(Deirdre Pfeiffer)和斯科特· 克卢捷(Scott Cloutier)两位教授撰写的小结文章,对幸福社区如何定义,以及不同学科对影响幸福社区的主要因素的研究进行了小结。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和结论是:(1)幸福社区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尽管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它与居民健康、幸福感、建成环境等密切相关;(2)通过设计、改善和优化建成环境,特别是使之更有利于社会交往和增进安全感,有助于打造和增强幸福社区。考虑到我国城市正逐渐从追求量的扩张到追求质的提高,这篇文章值得向我国城乡规划人推荐。


伦理与空间正义:开启规划活动的非线性可能性

Ethics and Spatial Justice: Unfolding Nonlinear Possibilities for Planning Action
  • 源自: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16, 15(3): 316-332
  • 作者:Francesca Ansaloni, Miriam Tedeschi
  •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 k_cao@126.com

有关空间正义的话题是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它挑战了以往的固定思维,即存在某种普适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存在最佳的、最公平的(规划)解决方案。为了例证空间正义问题,作者研究了意大利热那亚一个名为“拉马达莱纳”(La Maddalena)的著名的红灯区。在近年来政府对该区的复兴改造中,站街妓女、居民、商店店主甚至是游客之间对街道空间的争夺成为矛盾的焦点,而现行法律法规不利于站街妓女维护她们自己的空间正义。在学界,当前有关规划与正义的探讨主要有两个发展方向,其中一个较为激进,寻求社会变革;另一个则试图找到某些原则和标准,以此帮助规划师和官员实行更公平、公正的政策。作者的想法与这两个方向都不一样,他们的理论建构是后结构主义式的,他们对现实、身体和空间的理解受到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生成哲学以及斯宾诺莎的伦理思想影响,认为空间正义在身体对空间的争夺当中制造了某种临时的休战。因而,他们认为规划是一种暂时性构想,用以应对本质上无法预测的社会过程,并确保空间和时间上的公平。由于现实是异质的、非线性的,规划工作也须当如此。规划师应该具备“对可能性进行图解”的能力,因为他们进行的是实验性工作,需要在实践中适应环境并进行创造,而不是进行某种科学式的搜寻证据的工作。


欧洲区域的空间和知识溢出:不同形 式的临近对空间知识扩散的影响

Space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in European Region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Forms of Proximity on Spatial Knowledge Diffusion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16 (3): 749-774
  • 作者:Andrea Caragliu, Peter Nijkamp
  • 推荐:易晓峰,广州市天作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yi_xiaofeng@126.com

知识溢出与空间临近相关。这篇文章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临近分为地理、社会、技术、认知和关系等五种类型(地理临近是面对面的接触,社会临近是因价值观相近而采用类似的决定,技术临近是技术溢出,认知临近是无语言的交流,关系临近是非正规网络),并通过欧洲的数据来研究以上哪类临近加强或者阻碍知识的外向流动,解析地方对知识的吸收能力与知识流动的关系。研究表明,不同的临近对知识溢出的影响是不同的,地理临近和认知临近是影响最大的;地方吸收能力加强了地方在研发上投入的回报,特别是周边区域也有较高的吸收能力。这很好地解释了关系、社会、技术和认知临近的锁定将会最大化研发中的地方投资回报,从而出现大型区域集群。这一研究表明区域间的协调政策很重要。区域必须重视地方研发积累以创造新的知识;但如果缺乏其他地区的类似努力,这样的投资可能就不是最优的。如果一个区域试图阻止外向知识溢出的话,需要锁定对其他区域技术模式和社会资本结构,控制科学交流的联系,限制认知互补性等。


预测未来:超越智慧城市主义的城市、 数据、管治

Speculative Futures: Cities, Data, and Governance Beyond Smart Urbanism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6, 48(9): 1691-1708
  • 作者:Agnieszka Leszczynski
  • 推荐:李志刚,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zhigangli@whu.edu.cn

大数据能够通过云端、可移动设备、传感网络等设备收集大量、多样、持续、实时的信息流,正应用于当代城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为实现智慧城市的重要工具,对当代城市治理模式有着积极的影响。但当前文献对大数据和城市治理的研究多集中于优化“智慧城市”实时性,缺乏对城市安全性的研究。本文更加关注城市的安全性,强调探索用城市的算法管治(urban algorithmic governance)来预测城市未来的重要性。这一项目采用特定的算法,通过识别和转移城市混乱与个人伤害的危机,从而控制并优化城市的未来发展。本文认为,在个人和城市这两个大数据尺度上能够应用算法管治进行预测:在人的尺度上,“移动邻里安全”这一应用软件能够为个人设定规避城市非安全区域的路线,说明算法管治通过数字化能够实现对个人行动的调整;在城市尺度上,情感分析方法通过获取非结构化的实时个人情感内容并绘制个人情感地图来预测实时的市民冲突的空间分布。但这两种实证方法均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数据和算法无法脱离城市本身以及其体现在空间上的不均衡性,通过城市“安全性大数据”来预测城市未来不够准确,因此需进一步进行探索并提醒政策制定者谨慎使用大数据。


关于全球城市理论和城市理论本质的讨论

Debate on Global Urbanisms and the Nature of Urban Theory
  •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6, 40(1): 181-186
  • 作者:Jennifer Robinson, Ananya Roy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 究院。leiwang@whu.edu.cn

本文是对2013 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召开的关于重塑城市化概念的会议论文的摘录,并针对相关系列文章的观点进行的讨论。以西莫内(Simone)、皮克(Peake)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城市本身及其自身在政治、权力和实践领域中不同的经历推动着更多理论的产生和实践,而重塑城市化理论以跨越这些差异以及呈现出全球城市化理论新的流派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更为灵活和创新的研究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比较主义”和“意识形态普遍主义论”等新的方法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文章接着介绍了关于斯科特(Scott)和斯托普尔(Storper)提出的普遍性城市化理论存在的两个主要分歧。一是罗伊(Roy)认为斯科特和斯托普尔误读了历史的差异变化,二是西莫内认为集聚经济不能成为解释城市化的唯一理论。文章最后指出如同美国地理学家协会2013 年关于“全球城市理论流派”的讨论一样,这次的论文集同样围绕着已经在过去约十年中被广泛且激烈讨论的问题,并再一次重申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美国得州非正式住房演变:由拉美 裔贫民社区转向土地细分规范社区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Self-Help Housing in Texas: From Colonias to Model Subdivisions
  •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6, 36(2): 145–157
  • 作者:Noah J. Durst
  • 推荐:张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 Leizhang1976@ruc.edu.cn

上世纪后半叶,美国得克萨斯州拉美裔贫民社区(colonia)开始不断蔓延,这些社区在缺乏道路、给排水等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将土地分割出售给低收入的拉美裔居民用于住房建设,社区环境普遍恶劣。为应对这一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得州实施土地细分规范(Model Subdivisions Rules),要求所有住宅地块在细分之前必须满足基本的供水、道路要求。此后,形成了大量的土地细分规范社区。然而,本文基于卫星影像数据、社区普查数据和地块产权数据,对得州七个郡内的普通社区、拉美裔贫民社区和土地细分规范社区内的基础设施、地块情况(面积、控制率)和住房情况进行系统比较。研究发现虽然土地细分规范实施后形成的社区其基础设施比之前的拉美裔贫民社区有很大改善,但是地块面积、房屋面积却有所减少,住房质量并未得到提升。最后,作者对于规划师提出了几点启示:首先,规划师要关注非正规自助住房现象,重视其为低收入者提供可支付住房方面的作用。第二,对于这些社区的房屋建设一方面要提供更多技术帮助,同时还应当适当调整法规使之更加灵活、更具有适应性,符合非正式住房建造周期长、渐进逐步改善的特点。第三,得州贫困家庭数量不断增长,而政府对于公共住房的投入却在减少。在此环境下,单纯通过加强土地管制并不能解决低收入者可支付住房问题。


医院的区位、质量和选择:以2002—2013年英格兰为例

Location, Quality and Choice of Hospital: Evidence from England 2002–2013
  • 源自: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6, 60: 112-124
  • 作者:Giuseppe Moscelli, Luigi Siciliani, Nils Gutacker, Hugh Gravelle
  • 推荐:于涛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yutaofang@tsinghua.edu.cn

在当前城市发展中,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优化在公平性保障、经济效率促进等方面开始成为重要因素。在中国,医院等的布局成为引导城市发展的策略之一,许多人称之为公共服务设施引导的城市开发(SOD: Service Oriented Development)。在京津冀区域协同规划纲要中,医院和高校也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促进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部门。然而,医院的布局投资大、社会经济效应明显,需科学合理布局。传统城市规划中医院布局千人指标方法开始与现实需求和城市策略不相适应。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很多国家开始进行医疗制度改革。改革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减少病人的就医医院的选择限制,激励医院的服务质量提升,来吸引更多的就医需求,从而提高医院的收入。然而现实运行情况是否如此? 2006 年前,英格兰国家卫生服务(NHS)的医院选择一般限制在当地的医院。2008 年后,病人可选择任何合格的医院接受服务。本文作者采用2002—2013 年英格兰地区髋关节置换方面的就医选择数据,进行了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方面的相关机制定量分析。分析内容包括:距离、质量和排队时间如何影响就医选择?这些因素是否对城市、乡村等地区的病人有不同的影响程度?医院的需求和质量弹性系数是否与竞争者数量多少有关?结论是病人通常会去医疗服务质量较高、排队时间较少的医院接受治疗,2002—2013 年间,不去最近医院治疗的病人比例从25% 上升到50%,医院的需求和服务质量弹性系数显著上升。医院竞争数量越多,就医需求和服务质量、等待时间的弹性系数越大,而来自农村的病人对距离因素相对更不敏感。


为自动汽车而规划:美国大都市区规 划组织、区域规划方案和自动汽车

Planning for Cars That Drive Themselves: 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s,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Plans,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6, 36(2), 210-224
  • 作者:Erick Guerra
  • 推荐:胡以志,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 richard.hu@canberra.edu.au

自动汽车在技术上进步非常迅速,在商业上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投资和研发,在某些地区已经开始试验性应用。在可预见的未来,自动汽车将会得到更广泛的使用,行驶在城市的街道和城际高速公路上。但是,在历史上,规划行业就对新技术和新现象反应滞后,比如汽车的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导致的郊区化发展。对当前的自动汽车技术,规划行业同样没有做出及时或超前的准备,目前的发展主要以技术和商业为主导。自动汽车的应用,对城市规划行业又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涉及交通设计、城市形态、政策法规、社会公平等,以及现在还不可预测的变化。本文作者收集了25 个美国最大的都市区域的交通规划方案,其中只有一个方案附带性地提到了自动汽车。由此可以推断,美国目前的主流交通规划,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自动汽车。为了进一步寻找这一缺位的原因,作者通过与部分交通规划组织人员的访谈,发现主要原因并不是对自动汽车没有认知或者持怀疑态度,而是基于这一新技术及其影响的不确定性,一些人认为这还很遥远或者认为自动汽车只是众多改变未来的技术之一,从而导致在交通规划上,并没有觉得自动汽车的应对是一件很紧迫的事情。自动汽车的缺位在中国目前的规划认知和实践中同样存在。尽管对于这一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变化我们还不能充分评估,但是有必要现在就开始研究、讨论,并在规划上开始提出一些超前性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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