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周边新市镇发展40 年：新中心出现抑或郊区边缘化？

The New Towns Around Paris 40 Years Later: New Dynamic Centralities or Suburbs Facing Risk of Marginalisation?

• 源自：Urban Studies, 2017, 54(4): 107-134
• 作者：Didier Desponds, Elizabeth Auclair
• 推荐：徐江，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

巴黎地区是法国最大的城市群，其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指导图则》（SDAU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出现于1960 年代，对巴黎城市空间结构影响巨大。该规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建立新市镇，推动巴黎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模式转型，希望借此解决长期以来城市面临的生活设施和经济发展问题。随后，五个新市镇相继建成。巴黎单中心模式由来已久，用新市镇带动多中心模式的做法与其空间发展历史相悖。因此，新市镇发展之初，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到了后期，自主发展才慢慢形成，并各具优势。时至今日，这些新市镇是否如预期那样带动了大巴黎多中心模式的形成呢？本研究发现，如果仅从人口结构和经济总量来看，多中心的目标并未实现。2010 年，五个新市镇的总人口仅占巴黎地区的7.9%，经济总量只占7.7%。尽管如此，新市镇确实对城市群多中心化作出了贡献。它们提供了就业机会、生活设施以及高等教育资源，并具有一定的经济影响力，甚至还试行了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以及推动花园城市发展。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成就。然后，近年出台的《大巴黎规划》（Grand Paris）开始威胁新市镇的前景。该规划采用经济效益为先的原则来组织城市空间结构，以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压力。尽管新市镇建设已有成效，但却不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点，缺乏规划支持。其结果可能是投资萎缩，令其不再具有交通便捷优势和经济吸引力，逐渐成为被边缘化的郊区小镇。五个新城镇将何去何从？本文作者提出新城镇应该竭力发展历史遗产、推动创新、宣传独特的生活文化，以应对被边缘化的挑战。

设计管治的“正式”与“非正式”工具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Tools of Design Governance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7, 22(1): 1-36
• 作者：Matthew Carmona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xum@cqu.edu.cn

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设计可以采用哪些管治工具是城市设计领域中“设计管治”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这里的管治工具是指城市设计政策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手段、方法和行动，以控制与引导被设计对象的开发背景以及相关参与人和机构。在类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设计管治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作者以英国政府相关立法和政策制定，以及CABE（建筑环境委员会）在英国的长期实践为分析案例，认为目前的“设计管治工具”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大类。其中，正式工具是通过立法和国家权力对地方政府的职能进行指导，可按功能细分为引导、刺激和控制；非正式工具往往不存在法律上的强制效力，可相应细分为证据、知识、推广、评估和援助。前者往往是国家法律需要，对建成环境产生直接且较多干预；而后者则是政府官员自主决定，间接对环境造成长期的影响。在将这些工具的干预和影响效果大小进行排序的基础上，作者指出政府忽略了对非正式工具的使用，尽管CABE 已经在实践中证明它们同正式工具一样重要。因此，作者最后呼吁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多地结合不同的工具建立一种利于各方协调合作的、灵活的机制框架，形成公共、私人和不同机构间持续的互动。目前我国政府将城市设计作为城市空间更新与风貌整治政策的主要抓手，在如何理解与进行设计管治的问题上，该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避免物质决定论：紧凑度、设计和社 会观念对于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分析

Reading the Informal City: Why and How to Deepen Planners’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lity

•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7, 37(1): 18-28
• 作者：Yosef Jabareen, Omri Zilberman
• 推荐：张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Leizhang1976@ruc.edu.cn ​

近年来，如何增强社区归属感已成为空间规划的重要议题，但是对于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因素仍然存在较大争议。虽然早在规划领域发展初期就已出现通过物质规划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但是此后，物质决定论的观点受到来自城市社会学者的强烈批判，而新城市主义的兴起又重新将物质环境设计作为塑造良好社区社会环境的重要手段。基于这个问题，该论文以以色列南部最大城市白沙瓦为案例，选择不同类型社区，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从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物质环境三个维度分析其对于社区归属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社区人口的多样性并不一定能够促进社会之间的交往，因为社区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可能由于缺乏信任而交往并不密切。同样，虽然紧凑的、交通可达性好的社区内的归属感普遍较强，但是这些物质环境也只有在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才能够产生影响。因此，作者建议规划教育者和实践者要从多维视角分析和理解社区物质环境如何与其他要素结合，共同形成我们工作、生活的社区社会环境。

紧凑发展能否减少人们对小汽车出行的依赖？（系列文章）

Does Compact Development Make People Drive Less?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83:1, 7-28
• 作者：Mark Stevens; Reid Ewing, Robert Cervero; Susan Handy
• 推荐：周江评，昆士兰大学地理、规划和 环境管理学院。zhoujp@gmail.com

经过几十年时光的洗刷和对一代又一代人的浸润，小汽车和相关文化已经和美国人民的生活和出行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同时，小汽车带来的城市蔓延发展，越来越多人的小汽车出行依赖症也日益严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怀念之前紧凑发展的城市，步行、自行车和公交车友好和受民众欢迎的旧时代。但新时期的大背景下，紧凑发展究竟还能减少人们对小汽车出行的依赖吗？最新一期的《美国规划学会会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对上述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探索。考虑到中国日益加速的小汽车进入家庭和人民日常生活的情况，这一系列文章非常有参考价值。好好吸取美国的经验教训，我们的城市和居民出行也许可以不必再走美国的老路，而同时保留旧时代的优点并拥抱新时代的好处。

城市弹性的定义：研究综述

Defining Urban Resilience: A Review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6, 147: 38-49
• 作者：Sara Meerow, Joshua P. Newell, Melissa Stults
• 推荐：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an24839@vip.sina.com

在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和各种风险并存的背景下，系统弹性引起了学术界和决策者在跨学科、跨部门和多层级的关注。而城市作为资源消费的重要节点和创新点所在，居住着世界大多数的人口，已经成为弹性理论和实践的实验场。文章利用共引分析法和Bibexcel 的分析工具，回顾了1973—2013年的41 年间的172 篇关于城市弹性概念的相关文献，梳理出了25 种关于城市弹性的定义，得出了城市弹性的整合性定义：城市弹性是指城市系统（包含不同时空维度下构成它的所有社会—生态与社会—技术网络）在面临干扰时维持或者快速恢复至理想的功能、适应变化以及快速改变那些限制当下或未来适应性的能力。在这个概念中，城市系统必须被置于更宽泛的全球化的资源、商品交流与多层级的管理体系中考量，才能有效建立不同时空维度下系统间的相互关联性，从而发挥作用。城市系统的复杂性与动态性特征，使得受到干扰后恢复至之前的状态变得极不可能，气候变化与城市化更加剧了城市状态的不稳定性。因而，文章提出的城市弹性概念强调一种非均衡状态，即通过弹性反映一种保持关键功能的能力，而非一味强调恢复过去。建立弹性城市系统需要不同层级的可变更性，包含“逐步变迁的”、“不断增长的”、“彻底转变的”特征。弹性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行动和快速修复的速度，恢复速率既可指向快速恢复至失调前的状态，也可指向快速进化为新的发展状态。文章最后讨论了城市弹性需要回答这些问题：为谁而应用弹性？何时、何地应用？以及为何而应用？

政体治理和地方主义体系下的战略空 间规划：来自西北英格兰的经验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Under Regime Governance and Localism: Experiences from the North West of England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6, 87(6): 681-703
• 作者：Abbas Ziafati Bafarasat, Mark Baker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在英国以及其他地方，战略空间规划超越地方（supra-local）的尺度经常被证明是复杂而不断变化的，受到中央政府想法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并在不同时期以各种治理体系（如旧区域主义体系、新区域主义体系、政体治理和地方主义体系等）得以实现。本文将战略空间规划视为一个超越地方的实践，考察了在城市区域政体治理和地方主义体系下，制度化的地区战略空间规划的五个确定的关键职能可实现的程度。在英国，这种制度反映在建立地方企业伙伴关系（LEPs）和义务合作制度（Duty to Cooperate）中，它试图让地方当局参与共同实现战略规划职能。为呼应文献中经常得出的负面结论，本研究选择了在英格兰西北地区的有“高可能性”获得正面结果的地区进行案例研究，从而试图区分是地方落实的问题还是体系自身的问题。本文得出，战略空间规划涉及的综合洞察力、地方情境判断、建立共识的政治勇气、体制建设和识别未来机遇与威胁这五个关键功能往往不能在政体治理和地方主义体系下有效地实现。因此，文章总体建议是需要寻求其它替代性的治理办法，如“混合区域主义”（hybrid regionalism）体系，并在结尾给出了一些初步意见。本文对英国战略空间规划实施机制与效果的探讨，能为建构战略空间规划指引下的跨区域治理体系提供借鉴性启示。

移民背景下的上海社区凝聚力研究

Neighbourhood Cohesion Under the Influx of Migrants in Shanghai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7, 49(2): 407-425
• 作者：Zheng Wang, Fangzhu Zhang, Fulong Wu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sainan.lin@whu.edu.cn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大量移民涌入城市，其对社区凝聚力的影响备受关注。现有研究常常提到移民与本地居民的冲突，普遍认为移民减弱了社区凝聚力。在此背景下，基于2013 年在上海家庭户调查所收集到的1 420 份问卷，本文作者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移民与社区凝聚力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类型的社区凝聚力都受到了移民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拥有20%~50%人口为移民的社区凝聚力最强，拥有超过50% 的人口为移民的社区凝聚力次之，仅拥有少量移民的社区其凝聚力反而最弱，这主要是由于当地人口仍旧处于适应移民的状态。总的来说，移民与本地居民人口相对均衡的社区，其社区凝聚力越高。除此之外，相较于单位和商品房社区而言，传统的四合院式社区和低收入社区的社会凝聚力最弱，其主要原因归咎于居住者的不稳定性和资源的缺乏。在方法创新上，本研究将社区移民人数所占百分比作为等级变量而不是连续变量，提供了探讨移民集聚度与社区凝聚力相互关系的新视角，丰富了现有的理论知识。

论城市的集聚经济源：一个长期的面 板数据模型方法

Agglomeration: A Long-Run Panel Data Approach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7, 99: 1-14
• 作者：：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7, 99: 1-14
• 推荐：于涛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yutaofang@tsinghua.edu.cn

城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推动城市增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答案可以追溯到1890 年的马歇尔，他认为城市中的公司会因彼此接近产生集聚经济而受益。这进一步引发了对集聚经济本质的问题关注，如企业是否主要受益于接近本行业的公司，或者如雅各布斯（1969）所认为的受益于接近其他相关行业？城市规模在产业成长中扮演什么角色？等等。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国际上的探讨成果层出不穷。在前人的研究方法基础上，本文作者进一步研究了城市的集聚经济的来源。首先，为获得一个面板数据估计方程，作者将行业内部和跨行业之间的溢出性整合到同一个动态空间均衡模型中，模型提供了用于测量集聚源的一个框架，同时能够控制各种潜在的混杂因子影响效应，作者认为这个模型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作者采用这种估计方法，分析和描述了1851—1911 年期间31 个英国城市的行业构成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在有更多的本地供应商或其他类似行业共存的城市中，产业增长更为迅速。但没有发现动态产业内部效应的影响显著性，也就是说在一个产业规模已经足够大的城市里，该行业没有表现出更显著的增长态势，研究同时发现集聚力和城市规模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