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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国家的智慧议题?新加坡管治的(智慧型)思维

Smart Subjects for a Smart Nation? Governing (Smart) Mentalities in Singapore
  • 源自:Urban Studies, 2017, 54(13): 3101-3118
  • 作者:Ezra Ho
  • 推荐:徐江,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jiangxu@cuhk.edu.hk

智慧城市概念风靡全球。其倡导者强调,智慧城市的重点不在于技术应用,而在于改善生活。真是如此吗?本文分析了新加坡的智慧家居、护老服务和编程运动,批判新加坡智慧城市建设偏重以科技解决生活问题,忽略了公民对社会议题的参与和讨论。以智慧家居为例,该计划对推广减耗毫无帮助。虽然新加坡政府新建的公共房屋都装备实时用水量和用电量的监控设施,让住户可以实时监察资源消耗量和水电费的增加情况,但受访的住户认为水电是必须品,并不会因为能够实时监控水电用量而减少耗量。这显示了新加坡的智慧城市政策过于着重个人经济得失的算计,而忽略了更重要的公民环保意识的培养。再以护老服务为例,科技能够实时监控老年人的家居活动,防范家居意外,但并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需求。科技本身也不能解决护老中心的人手短缺、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问题。另外,新加坡政府拨款资助和安排的各种编程比赛鼓励年轻人用计算思维去解决社会问题。这种方法变相使年轻人不沾政治,从而巩固政府管治。

作者认为社会问题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城市科技不宜流于技术化。智慧城市应该是人性化的城市,能弹性处理社会问题,防止机械式操作和单一标准式的生活。新加坡政府的智慧城市政策只是巩固了新自由主义下“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现象和“技术解决主义”(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思维。因此,以“智慧”一词探讨城市科技未必恰当,因为该词本身含有褒义,这种带有主观色彩的词汇会窒碍城市科技应用的学术批判性。

城市农业的相关法制法规实践

Regulatory Practices of Urban Agriculture: A Connection to Planning and Policy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83: 4, 389-403
  • 作者:Mahbubur Meenar, Alfonso Morales, Leonard Bonarek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zhoujp@gmail.com

最近若干年,美国城市里出现了小型化、分散化和自下而上的许多“城市农业”的实践。不同于美国乡村地区机械化、大型化和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城市农业是利用社区里边边角角的空地、闲地乃至居民家中前后的院子来进行的农产品尤其是绿色蔬菜的种植活动。这些活动带来的好处除了直接生产绿色蔬菜,还能为居民提供劳作机会和交往机会,减少食品生产、运输和消费等环节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等等。但对于这些活动,各地城市规划部门究竟是怎么管理的?应该怎么管理?美国的两位教授和一位一线规划师联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选取美国的40 个都市区,40 个市的相关规划方面的法制法规进行研究,发现各地规划师总体上对于城市农业所涉及的重要方面,例如动物饲养、构筑物搭建、耕种者责任等,还是一知半解。因此,一方面各地规划师应该强化有关学习;另一方面,他们应该在学习的基础上思考新的土地利用、不同机构的合作和社区参与模式和方法,来更好地促进城市农业。此文对于我国城市发展城市农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向各地城乡规划师推荐。

经济衰退期的城市设计

Urban Design in an Age of Recession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2(2): 133-136
  • 作者:Marion Roberts, Tim G. Townshend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2007 年由美国次贷市场引爆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延续至今,其中包括对各国地区和城市的建成环境质量的不同程度的冲击。大规模削弱公共支出和去管制化的“紧缩”政策是欧洲各国普遍采取的应对措施。在英国,这类政策不仅导致集体消费品的公共供给减少,同时取缔了国家层面上对建成环境质量的监管制度与监管机构(如CABE),其对建成环境品质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质疑。一方面,该政策引发了土地价格上涨和低质量开发趋势,进而导致英国住房的短缺、质量低劣和千篇一律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它体现出城市的管理机构对无孔不入的资本操纵下的浮夸、低劣的建成环境的默许和纵容。在此背景下,本期以“经济衰退期的城市设计”为题组织了一系列原创与评论文章,充分探讨了经济衰退时期政策环境与城市设计之间的关系。其中,威斯敏斯特大学的玛丽昂·罗伯茨(Marion Roberts)的文章《城市设计、伦敦中心与2007—2013 经济危机:商务常态?》(Urban Design, Central London and the ‘Crisis’ 2007-2013: Business As Usual?)通过追溯萧条期前后伦敦中心活力区(CAZ)的建设,揭示了近年来CAZ 建成环境营造背后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规律。其余文章则广泛讨论了经济衰退影响下的不均衡发展现象、城市传统品质的遗失、规划师的角色、公众参与与民间运动等议题。推荐此期的系列文章,希望对我国新常态城市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城市设计研究与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参与式规划是否存在危机?

Is There a Crisis of Participatory Planning?
  • 源自: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17,16(4): 425-442
  • 作者:Crystal Legacy
  •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K_cao@126.com

目前有一种对公众参与的批判性观点,认为(通过参与而达成的)共识会阻挠民众去面对甚至挑战城市营造的“正统”论调。批判者认为,参与不过是政府偶尔拿来用用的工具,好让促进增长的决策显得更为合法与合理。但是作者的观点与之相反,认为仍需要提倡参与(式)规划。她认为,参与或者是一种有缺陷的注重共识的审议过程,这在奉行管理式准则的城市管治过程中可以得到反映,但如果这样界定参与就会遭至上述批判;或者是一种激进的多元民主过程,目的是在正式的进程以外建构非正式的备选空间,并针对城市面临的挑战提供备选方案。作者以澳大利亚为例对该国的参与方式进行了说明。例如,为了决定城市预算,而将“公民城市会议”(citizen town meeting)概念引入公民陪审团的事务中,这是战略规划层面的运用。而在其他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建设决策当中,参与是以公民提交对决策的意见书以及举行听证会的方式体现的。但是在墨尔本的“东西连廊”(East West Link)项目中情况有所不同,作者在案例中分析了参与如何以各种政治的方式来进行。作者还将市民与相关团体提出其诉求、维护其利益的过程(即参与过程)同三个“政治时刻”(political moment)相联系,分别是参与式规划的政治架构(political formation)、公民参与的政治架构以及支撑这些架构的政治文脉,藉此展现出参与式规划和公民参与的政治架构。

全球价值链、创新及绩效:经济大衰退时期的企业层面实证

Global Value Chains,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17(5): 1039-1073
  • 作者:Emanuele Brancati, Raffaele Brancati, Andrea Maresca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经济大衰退,这对企业,特别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会有什么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基于对意大利1 万余家中小企业的调查,本文作者设计了一套涵盖公平市场关系、等级关系、准等级关系、关系全球价值链在内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的分类系统,探究其对公司的创新和绩效的影响,从而分析经济大衰退后全球价值链的运转状态。作者发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意大利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高技术企业存在从事创新性活动和研发项目的明显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而其他参与模式的企业在研发方面没有额外投入,在需求方面则遭受沉重打击。本文的贡献在于:发现企业参与全球生产过程的模式类型明显影响其在知识创造方面的绩效,仅仅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应对经济大衰退是不够的。这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和战略有一定参考。

多功能绿色基础设施空间规划:日趋韧性的底特律

Spatial Planning for Multifunctional Green Infrastructure: Growing Resilience in Detroit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 159
  • 作者:Sara Meerow , Joshua P. Newell
  • 推荐: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anwt@tongji.edu.cn

扩大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是增强城市可持续性和韧性的一项重要战略,纽约、底特律等各大城市正广泛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尽管绿色基础设施在多功能性方面已经获得提升,但其推广通常仅仅以单一效益,即雨水减排为目标,而未充分考虑到绿色基础设施提供的多重生态系统服务效益,以及绿色基础设施选址对社区利益的影响。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文章介绍了绿色基础设施空间规划(GISP)模式,以确定与绿色基础设施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的权衡和协同效应,并确定绿色基础设施布置的优先领域,实现战略性地利用绿色基础设施的多重效益。基于GIS 的GISP 模型,文章整合了绿色基础设施的六项收益——加强雨洪管理、降低社会脆弱性、增加绿色空间、改善空气质量、缓解城市热岛、增强景观连通性,结合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等因素进行加权,以确定绿色基础设施空间规划上的优先布置领域。通过结合不同的规划标准并根据当地利益相关者的优先事项加权,考虑绿色基础设施六种效益之间的权衡和协同关系。

底特律是将绿色基础设施作为规划优先项的城市,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已建成全市规模的绿色基础设施系统。文章通过GISP 模型与底特律现有绿色基础设施布局相比较,探求底特律设施项目布局是否与增强城市韧性和多重生态效益相符,并确定底特律的空间权衡和协同区域。GISP 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底特律现有的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位置与GISP 模型确定的大多数优先领域不一致,该城市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未在战略上规划,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多种生态系统服务效益。最后文章讨论:GISP 模型提供了一个灵活的工具,通过实施绿色基础设施方法“寻求将空间规划转向综合土地利用治理”;虽然GISP 模型有助于实现基于多功能弹性的空间规划方法,但不应将其视为土地适宜性分析;模型建模方法允许模型研究的拓展和更迭,可根据不同研究需求,调整效益标准;GISP 模型可应用于更广泛的城市空间规划方法。通过比较不同城市的建模结果和利益相关方的优先次序,建立关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和协同模式。

日本大都会区的城市负增长动力:城市再中心化策略的结果如何?

The Dynamics of Urban Degrowth in Japanese Metropolitan Areas: What Are the Outcomes of Urban Recentralisation Strategies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7, 88(1): 79-92
  • 作者:Sophie Buhnik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不同于西方城市去工业化导致的城市收缩,资本、信息要素富集的日本面临着老龄化带来的人口流失与经济衰退。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基于增长的规划范式,并于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开始采取紧凑化城市发展政策。在连接度良好的邻里集中推进城市更新项目也是为了维持老龄化社会的流动性。这些政策实际上具有促进日本大都市的选择性再发展作用,特别是侧重于维护东京世界城市地位的竞争力,但同时也在削弱京阪神(Keihanshin)地区在亚洲城市网络中的地位。本文认为,在日本大都市区内实行基于竞争力的治理结构调整会加速郊区衰落。为论证再分配政策对大都市区组织带来的影响,选取京阪神地区的负增长模式进行研究。居民的不断流动体现了该地区的重构;标注地区负增长点帮助我们窥探了一个以大运力交通系统闻名的地区的高层次人口转移和城市发展动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通过将微观层面(社区)和中观层面(市)的人口衰退动态与地区的住宅趋势进行比较,发现再分配并未导致有序收缩。这一结果证明了城市复兴政策对京阪神地区郊区多维度衰落和中心地区住宅模式造成了不利影响,同时对城市再中心化模式如何多样化获取城市资源,并限制已有郊区的扩张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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