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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演变后的都市圈:城市边缘的社区、邻里和街道形态的研究

The Evolving Metropolis After Three Decades: A Study of Community, Neighbourhood and Street form at the Urban Edge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8, 23(5): 624-653
  • 作者:Mahbub Rashid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一篇20 多年的高被引文献研究了旧金山湾区的八个郊区,并在社区、邻里、街道和住宅的范围内观察了随时间变化给该区域造成的形态特征影响。本文在前者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的技术手段,使用GIS 数据、卫星图像和人口普查数据,对相同区域进行了更加可靠的分析,以确定过去30 年的变化,并重新测试其原始发现的有效性。

作者首先确立了研究区域和形态学研究的范围尺度(社区和邻里),分别对八个区域在社区范围内的街道模式、密化模式和土地利用模式,邻里范围内的住宅街道模式以及个别街道、地段和建筑物进行分析归类,同时这些主题下还纳入多个要素作为评估依据。研究结果支持并扩大先前论文所观察到的形态特征,整体预先存在的形态模式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社区街道和土地使用模式只产生了轻微的变化,但同时更多的社区通过小规模发展出现致密化的特征;邻里街道模式中的住宅单元较之前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包括低密度、中密度和高密度的街道类型;新住宅开发项目也显示了以前未能识别的类型。作者在结论中指出:通常来说,在城市中心的规划设计往往会桎梏于原有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网络等多方面的阻力,而城市边缘往往给予设计师更多的空间来实现他们的构想。然而,研究结果指出这些区域形态和结构并没有在几十年间发生显著的积极变化,当然这也不只是单方面的原因,个体的愿景难以撼动整体的意志。尽管如此,研究区域中观察到了显著的社会经济变化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例如人均收入,密度和种族多样性的增加。此外,这些城市边缘区域的形态特征与人口和房价中位数有着紧密的联系,人口的增加会提高住宅的密度和多样性,而后者的上涨则会因为居民对隐私性的需求而降低住宅密度和多样性。

街区密度和类型如何影响城市活力:中国深圳的一项探索性分析

How Block Density and Typology Affect Urban Vitality: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in Shenzhen, China
  • 源自:Urban Geography, 2018, 39(4): 631-652
  • 作者:Yu Ye, Dong Li, Xingjian Liu
  • 推荐:杨锦坤,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yangjk5@mail2.sysu.edu.cn

随着中国城市化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发展,城市活力和多样性理念受到学者和公众的关注。例如,随着收入水平和对宜居性需求的不断提高,公众开始更多地关注城市空间的质量。虽然城市形态学的传统分析方法有助于深入研究个别地点的形态和活力,但收集全市范围内有关城市形态和城市活力的数据通常是很困难的。迄今为止,对中国城市设计、城市形态和城市活力之间的关系研究有限。本文采用开放的地理空间数据,运用回归模型探讨了城市形态与城市活力的关系。以深圳市为例,探讨街区密度和类型如何影响城市活力。研究结果表明,建筑类型比建筑密度在引导城市活力方面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更具体地说,即使考虑到建筑密度的影响,“块状”和“带状”街区类型也会对城市活力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这项研究可以运用于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城市规划设计。例如,可以开发一个地理信息系统工具,计算单体建筑设计的形态特征,并利用相应的数量加权将这些特征“转换”为“活力”。

城市发展、中小企业社区与英国地方政府企业化

Urban Development, Small Business Communit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isation of English Local Government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8, 89(2):145-165
  • 作者:Mike Raco, Tatiana Moreira de Souza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由于财政紧缩,英国地方政府正在采取企业化的住房政策来提升投资者和开发商的盈利机会。文章以大伦敦地区夏灵基(Haringey)市为例,评估城市更新项目对城市建成环境和中小企业社区的影响。作者系统分析了地方当局正在采取的发展战略,并与40 家中小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模式转向以市场为导向推动可行的计划,例如创造广泛的住宅单元并“提升”商业活动。但此类增长导向、房地产驱动的城市更新项目以牺牲中小企业发展用地为代价,排除了创造不同活动的可能性,限制了地方经济增长的潜力。市场价值和收益的增加成为城市更新的主要目的,地方政府将更加依赖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忽视由此引发的社会和空间的不平等。作者指出,当代规划系统面临的挑战是在实现增长的同时,保持经济活动和土地用途的多样性。虽然人们已经意识到中小企业在促进社会凝聚力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但作者呼吁进一步关注政府企业主义和规划可行性模式对城市经济发展形式的影响。

区域治理与新住房规划中的公共责任:荷兰南部地区实践的一种新方法

Region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in Planning for New Housing: A New Approach in South Holland, the Netherlands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 36(6), 1027-1045
  • 作者:Vitnarae Kang, Danielle A Groetelaers
  • 推荐:张街春,香港大学建筑学院。xchun0127@yahoo.com

区域治理在城市住房发展规划中正逐渐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长期以来认为正式责任的缺失对于城市间合作是有益的,因为城市间合作将更加灵活,并且不需要地方机构的地域重组。本文作者针对这一认识进行批判,指出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的责任性通过提高城市合作的自我组织能力以强化这种横向合作的责任性。也因此,区域治理将变得有效。作者重点考察了南荷兰省的区域住房规划中三种区域治理模式,即科层制、横向合作制与市场导向制,以及三种模式间责任性的关系。在区域住房规划中,由于住房供应、空间规划及区域市场动力的复杂性,要求建立多种治理模式以有效恰配市场力量、城市政府与区域组织等多主体。因此,多路径的责任性的建立极大依赖于多种治理模式与策略的有效整合。这种多种治理模式的相互影响及其与多路径的责任性的相互依赖构成了区域复杂性,同时,为建立统一的及互相适应的责任体制带来挑战。

季节性迁移与老年人幸福感:以三亚老年“冬日候鸟”为例

Seasonal Mobility and Well-being of Older People: The Case of ‘Snowbirds’ to Sanya, China
  • 源自:Health & Place, 2018(54): 155-163
  • 作者:Lirong Kou, Honggang Xu, Mei-Po Kwan
  • 推荐:张天尧,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zhangtianyao1@gmail.com

健康和福祉对老年人而言至关重要,而“地方”在健康老龄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季节性迁移(seasonal mobility)是健康富裕的老年人以增强福祉为目的的选择之一,但其过程嵌套的复杂时空关系对健康老龄化的作用存疑。基于地方与福祉的关系,在季节性迁移过程的复杂时空关系下,如何调节自身与原居地及迁居地之间的关系对老年人福祉影响显著。在中国语境下,老年人与子女、家庭及社会网络的紧密关联是其福祉的重要来源,因此检验中国老年人如何在维护原居地社会关系的同时在迁居地发展新的社会关系,对探讨中国社会文化如何塑造季节性迁移及其福祉体验具有重要意义。该背景下,作者运用关系视角及理论,以旅居三亚的老年人为例,通过叙事分析检验了老年人季节性迁移特征及其对个人福祉体验的影响。研究发现,季节性迁移与福祉体验、风险、机会互相交织且不断演化,老年人通过在迁居地构建惯例化的日常行为、稳定的社会关系、同伴支持或积极老龄化环境来维持短期福祉,但由于其与原居地社会关系的分离,在构建长期福祉上存在困境。作者认为季节性迁移策略可为健康老龄化提供另一种选择,季节性迁移的复杂时空动力和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共同决定老年人与不同居住地的关系,进而塑造了老年人在迁移过程中的福祉体验。

区域设计:荷兰区域规划的酌情决定方法

Regional Design: Discretionary Approaches to Regional Planning in the Netherlands
  •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18, 17(3): 332-354
  • 作者:Nurit Alfasi
  •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k_cao@126.com

荷兰被称为全世界最为经过规划的国度(the most planned country in the world),在空间规划领域取得了不少世界瞩目的成就。荷兰通过多中心式的国家层面的区域规划,有效遏制了城市蔓延并为处理此类城市发展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但在后管制时代(post-regulative area)与欧洲普遍的分权趋势下,荷兰空间规划体系也需要作出相应的应对。一个最好的办法是让设计在规划决策中发挥更多作用,因为设计能够让规划更为灵活。本文分析了区域设计在国家指导性规划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在过去,设计与规划决策之间的关系不明,也没有很好地将设计人员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在规划当中发挥出来。然而其实区域设计能够在国家指导性规划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一种酌情决定作用。酌情处理是一种决策形式,即通过在不同的行动步骤之间进行取舍、在既定事实(状况)中寻找回旋余地,并将既往案例运用于具体情况当中,以修订并改善决策规则或条例。并且,作者认为设计与主流的规划原理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文章分析了1988—2012 年间荷兰国家规划背景下一些区域设计实践,荷兰在这一时期拟定了四个连续的国家级规划框架(1988、2002、2004 与2012)。分析表明,酌情控制方法引领了创新性设计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规划指南灵活性。

一个演化中的企业型小城市:中国济源的政策流动性、城市企业主义和尺度政治

A Small Entrepreneurial City in Action: Policy Mobility,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and Politics of Scale in Jiyuan, China
  •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8, 42(2): 684-702
  • 作者:Shenjing He, Lingyue Li, Yong Zhang, Jun Wang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区域与城乡发展研究院/ 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leiwang@whu.edu.cn

本文从政策流动性和城市企业主义两个理论视角,以尺度政治分析为桥梁,对河南省西北部的小城市济源的发展战略及其演进轨迹进行了解读。在过去的30 年里,随着济源的行政级别由县级市到地级市的提升,其城市企业主义和政策流动性经历了一个多尺度的发展过程,济源的治理策略已经从城市企业主义萌芽期间的政策模仿,向城市企业主义扩张时期的政策变异和扩散转变,并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济源所形成的“济源模式”引起了同样致力于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周边小城镇、地级市,甚至省级政府和其他地区官员的极大关注和借鉴。但济源在城市等级中仍处于较低地位,且其所在的河南省的竞争力有限,这些均成为制约济源市进一步发展和获取更多政治经济资源的因素。通过对其发展经验的分析,本文探讨了存在于济源模式的城市企业主义发展的共性规律,即中国的尺度政治,特别是等级行政结构及其内部变化,影响甚至决定了城市政策变动的方式和速度,为城市发展提供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本文的贡献在于,首次尝试对企业主义政策在中部小城市的产生、演变和扩散的过程和方式进行阐述,将相关研究视域从大都市区拓展到中国内陆的小城市,且从尺度政治的维度对济源企业主义政策和实践如何随着其行政级别及其在城市等级中的地位的提升而不断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不仅能够丰富当前相关研究成果,也加深了对于城市企业主义及其与政策流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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