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土地利用规划、城市项目和都市 愿景的空间战略：都灵计划25年

Spatial Strategies Through Land-use Plans, Urban Projects and Metropolitan Visions: Twenty-five Years of Planning in Turin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8, 89(3): 259-282
• 作者：Davide Ponzini, Marco Santangelo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规划文献通常认为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是自上而下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现代城市设计的替代方案。空间战略（spatial strategies）作为战略规划形式化的产物，往往割裂了与其他尺度的规划类型以及重大项目的联系。文章以都灵（Turin）为例，在实践中观察这一理论盲点。都灵作为意大利乃至欧洲地区规划试验的先行地，其政治上的长期连续性、紧密的政策网络和经济基础的大规模重组为制定全面战略计划和引进一系列重大项目提供了基础。文章观察了1990 年代初至今都灵的空间战略与其他规划的互动关系，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 年代—2000 年代），通过传统规划和城市物理功能的改造设计，都灵定义了国际化的城市新形象；第二阶段（2000 年代—2010 年代），战略规划与一些大型项目逐步混合；第三阶段（2010 年代至今），突发的体制改革导致战略规划面临城市治理问题。尽管战略规划因全球经济危机而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但其他规划形式对创新空间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它们共同改变了都灵。都灵的经验不仅表明空间战略源于多种规划范式，而且战略规划是发展空间战略的核心场域。土地利用、战略规划和大型开发项目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补关系，它们的组合协同有助于开拓空间视野，推动战略落地。为了理解空间战略如何更好地运作并影响城市，必须超越官方战略规划的约束，注重与其他规划的协调。

地方移民和生活满意度：欧盟扩大经历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影响

Local-level Immigr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EU Enlargement Experience in England and Wales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8, 50(1): 175-193
• 作者：Artjoms Ivlevs, Michail Veliziotis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sainan.lin@whu.edu.cn

2004 年欧盟东扩，英国向新欧盟成员国家（即A8 国家）的公民开放了劳动力市场，导致150 万工人从东欧移民到英国，这些移民被认为会对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冲击，而这是解释2016 年英国脱欧的重要原因。然而近期研究发现，A8 国家移民的流入对劳动力市场几乎没有负面影响，由此引发出新的问题：在劳动力市场外，这些移民会对本地居民的福祉产生什么影响？本文作者基于“英国家户长期追踪资料库”（BHPS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数据和劳工登记计划（Worker Registration Scheme）的地方官方数据，探讨了A8国家的移民对本地英格兰和威尔士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者利用GIS 呈现了A8 国家移民的空间分布状况，运用OLS 固定效益回归模型，揭示了A8 国家移民与英国本地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发现：总体而言，A8 国家的移民与英国本地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无关；然而，地方移民（local-level immigration）越多，老年人、失业者以及无经济活动者的生活满意度越低，而年轻人和有稳定工作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会随移民的增加而上升，这表明，老年人相比于年轻人更反对外来移民。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英国本地居民和收入较高的本地居民生活满意度随着移民的增加而提高，而收入较低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则随着移民的增加而降低。这些结论都是基于“移民冲击”（migration shock）时期的探讨，即英国向新欧盟国家开放劳动力市场的前两年，长期来看这种影响是不显著的。最后，作者认为英国的脱欧决定可以解释为A8 国家移民与英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负相关原因而导致。

校园与城市：设计革命的诠释

The Campus and the City: A Design Revolution Explained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8, 23(6): 883–897
• 作者：Michael Hebbert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xum@cqu.edu.cn

人们普遍认为，布置在城市中心区域的大学校园，不利于学校的学术研究与城市空间拓展。在城市更新发展过程中，现代主义的校园设计理念倾向于清除当地老旧街道、商店、产业和低收入家庭，扩大校园规模，在校园与城市间植入篱笆、围墙或树丛等隔离区域，将学者与学生们从城市领域的“混乱”中隔离出来，避免产生车行主导通过式、蔓延、碎片化和孤立的校园景观。迈克尔·哈珀（Michael Hebber）教授以欧美校园设计为例，通过梳理千禧年以来校园与其依附的城市之间分离与融合关系的变迁，探讨了在学科融合、全球化、市场化和就业竞争的背景下，校园与城市关系如何从离散的土地利用转向与区域环境间的创造性共生。作者从校园环境、产业布局、混合使用三方面分析了学校是如何逐渐与城市融合发展、依赖社区合作、打破校园和城市之间的传统界限，进而指出彻底的设计转变已经出现。反观我国近年来大学城建设中出现的郊区化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学城周边缺乏常住居民、产业发展与学校结合度差动力不足、超人的空间尺度阻碍日常交流活动等问题，反映了大学校园与城市环境在物质空间和心理层面上被隔离的现状。因此，本文所阐述的原则与设计案例，有助于反思我国当下城市中校园规划出现的问题，例如如何利用现有空间的集约发展，如何深挖校园空间与城市社会的互动潜力等，也对我国城市新常态下的存量城市更新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城市与规划：过去定义未来

Cities and Plans: The Past Defines the Future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DOI: 10.1080/02665433.2018.1541758
• 作者：Dirk Schubert
• 推荐：傅舒兰，浙江大学建工学院。 fushulan@zju.edu.cn

本期开始导读的季刊《规划视野》（Planning Perspectives），由1974 年开设的英国规划史小组（1993 年改名国际规划史学会）负责，创刊于1986 年。目前该刊由伦敦大学学院（UCL）、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代尔夫特工科大学（TU Delft）联合编辑。它主要刊发“历史、规划与环境”相关的学术论文（articles）、学界进展（IPHS section）与书评（book review），是国际规划历史领域的重要刊物。需要注意的是，刊物的定位超越历史研究本身，要求论文提供新的“视野”。2018 年11 月由德国德克·舒伯特（Dirk Schubert）教授撰写的《城市与规划：过去定义未来》一文，很好地体现了期刊的办刊取向，为读者提供了认识规划现实问题的新角度。受1970 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再加上社会发展迅速导致预测失效等种种现实摆在眼前，规划学科与规划师职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并出现了“即便没有规划、城市也完全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应对发展和危机”的观点。针对这种观点，舒伯特教授提出了异议。他通过梳理城市近代化以来，城市规划在各个阶段发挥的作用，随时代特征和需求变化、接受批判、不断纳入新方法和新工具的可塑性，以及目前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因“规划不在”而浪费有限资源的恶果，逻辑严密地提出反论。他在文章最后进一步提出，在城市越发复杂多样的今天乃至未来，城市规划史研究将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复杂性的有力工具。

他国区域治理制度在美国大都市区的 可能性模式：检验英属哥伦比亚地区的多目标区域服务交付区制度

Looking at Region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in other Countries as A Possible Model for the U.S. Metropolitan Areas: An Examination Of Multipurpose Regional Service Delivery Districts in British Columbia

• 源自：Urban Affairs Review, 2019, 55(1): 321-354
• 作者：Harold(Hal) Wolman
• 推荐：张衔春，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xchun0127@yahoo.com

美国区域治理模式的构建一直与整合地方碎化(fragmentation) 密切相关。美国现行都市区层面的区域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三种。第一种是构建区域和次区域的单一目标特区制度(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single-purpose special district institutions)，致力于规划、投资与服务供给。第二种是地方政府间的正式与非正式合作。第三种是自发组建的区域尺度的政府理事会和大都市区规划机构，用以讨论日常区域事务与区域尺度的数据收集和相关研究。然而，目前这些整合碎化的手段都不尽人意，尤其是单一目标特区制度，不仅由于单一服务供给容易歪曲跨地区间消费的优先级，而且对区域治理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 与透明性(transparent) 也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是特区委员会选举问题上。由此，作者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系统研究了英属哥伦比亚地区多目标区域服务交付区制度(multipurpose regional service delivery districts) 特征及在美国都市区实施的可能性。通过解释该制度在英属哥伦比亚的地方实践及制度本身在服务、人员安排、财政、选举、治理结构等方面特征，作者认为该制度在美国有极大可能提高跨地区间合作次数，并减少合作成本。针对地方政府普遍惧怕参与城市间合作的原因—丢失城市自主权，该制度的自愿性原保证了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利益自愿加入服务供给。该研究不仅从交易成本视角为制度移植性提供理论框架，也为将来美国区域治理制度革新提供实践思考。

城市发展战略背景下的城中村再开发与去隔离化：基于广州的案例

Village Redevelopment and Desegregagtion as A Strategy for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Some Lessons from Guangzhou City

•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8, 42(6): 1064- 1079
• 作者：Siu Wai Wong, Bo-sin Tang, Jin Long Liu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区域与城乡发展研究院/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 leiwang@whu.edu.cn

本文以广州城中村的再开发为例，深入分析了在正式化和去隔离化的政策目标指引下，大城市所普遍推行的城中村再开发对于城中村的本土居民和租住的流动人口所造成的不同影响。本文首先指出，世界范围内关于城市中非正式部门的研究先后经历了整体移除、形体更新和正式化几个阶段，从而逐渐使人们意识到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中国城中村的特点在于其是本土居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结合体。文章继而结合对于广州城中村的案例研究，指出直到2000 年前后，由于城中村的各项公共服务和事务管理都是高度自治，大量务工人员的进入产生了与本土居民之间尖锐的矛盾。但在此之后，由于村民对于房租收入的依赖程度提高，其在设施共享、事务共商等方面都开始主动改善与务工人员的关系，而后者也通过经营活动为城中村提供了多方面的服务供给，从而形成了一种非正式但却稳定的共生关系。因此，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不仅使得城中村的务工租住人员失去了相对便宜的住所，本土居民之间因补偿产生诸多矛盾纷争，而且新建社区的高房价也加大了贫富差距，破坏了社区的归属感和自治能力。文章最后指出，城市不应由正式化和一体化的政策所主导，而应为非正式和一定的隔离留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