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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划政策中的“海岸”建设

The Construction of ‘Coast’ in 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9, 90(3): 299-320
  • 作者:Jenny Crawford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shenmingr@nju.edu.cn

“海岸”通常被视为发展和环境政策中的独立功能对象。由于对海岸定义的模糊,且既有经验存在争议,对空间政策中海岸空间建设加以分析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分析英格兰和苏格兰规划政策涉及“海岸”作用的不同理解,本文梳理了20 世纪中叶以来,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规划政策文本或其他法律政策中对海岸不断变化的表述及空间结构,分析了此类空间结构与冲突发展话语间的关系。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规划政策中,“海岸”的概念是由部门、工业化的发展概念构成的。由于区域规划机构的废除而引发的战略功能的丧失,这一概念不足在英格兰地区更为突出。在过去的70 年里,海岸一直被认为是英格兰国家规划政策的一个固有概念。对乡村和海岸交通的关注更是环境舒适性需求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它影响了二战后的社会契约及与之相伴的转型环境规划立法。为应对发展与保护的冲突,英格兰运用强有力的城乡政策二分法,将城市工业活动与农村农业活动分开,在不同的治理框架下,通过保护“未开发海岸”的政策应对海陆交界面出现的发展和管理问题。英格兰在这一时期国家计划政策中的四个主题,包括早期强调城乡差异背景下所提出的“海岸遗产”概念,促进了海岸地区综合管理及相应海洋空间规划的产生。在苏格兰地区,战略整合的潜力则相对更大。在认识到复杂的环境脆弱性与发展潜力同时存在的基础上,可通过完善与实施应对土地—灾害关系的综合规划和区域合作关系以实现策略创新。文章认为,目前的沿海建设可能会破坏规划整合和创新的尝试,以满足陆海界面的多种需求。


政府危机管理项目:政府主导的金融化背景下的中国棚户区改造计划

The State Project of Crisis Management: China’s Shantytown Redevelopment Schemes Under Stateled Financialization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20, 52(3) :632-653
  • 作者:He Shenjing, Zhang Mengzhu, Wei Zongcai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sainan.lin@whu.edu.cn

自2008 年以来,中国引入了政府主导下的金融化措施,以棚户区改造政策(SRS)注入低息、稳定且长期的贷款,进而促进城市再开发。通过将批判性国家理论延伸至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作者认为SRS 是一个政策模式,用于危机管理的政府项目(决策模式),旨在振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国民经济。从本质上讲,这个政府项目旨在解决因经济危机和不断加剧的社会不满情绪而面临的合法化危机。本文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率先开展棚户区改造的成都的实证研究,考察了中国各级政府如何与新兴的金融市场互动,从而在政府主导的金融化背景下创建新的城市再开发模式。SRS 作为政策模式,被用于管理经济危机和合法化危机,同时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其自身也成了“危机管理的危机”来源。本研究通过将城市建成环境的金融化与政府项目的金融化联系起来,对理解金融化的多样性提供全新的认识。其中,金融动机和实践对政策制定的模式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研究表明,中国的经验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让我们对政府主导下的金融化有了新的解释,也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国家和国家项目的多面性,特别是混合的、往往相互矛盾的动机以及政府干预的社会经济后果。


公共领域的田野志:(不)参与、共 存与情境多样性的挑战

Public Realm Ethnography: (Non-) participation, Co-presence and the Challenge of Situated Multiplicity
  • 源自:Urban Studies, 2020, https://doi. org/10.1177/0042098020904261
  • 作者:Alasdair Jones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田野志”(ethnography,或译作“人种志”“民族志”)这一名词来自人类学,不仅是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经常指代都市社区社会生活和特定群体文化的描绘性记述成果。最近几十年国内外学者针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生产、意义和体验的田野志研究显著增长。然而作者发现由于很多研究者混淆了本位领域(parochial realm,原义为教区)和公共领域(public realm)这两个概念,以至于他们的研究设计往往过于草率(jerry-rigged)。本位领域田野志尽管基于一定场所,但是在本质上以社会群体、社会实践和社会活动为研究导向,仅视公共空间为地点(public space as locus)来揭示同一都市社区内相互交际的邻人的共性观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领域田野志视公共空间为焦点(public space as focus),是真正的以场所为导向的研究。在公共领域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共同生活却并不彼此认同,社会关系相对分离彼此疏远,且难以追溯定型的共同文化。英国地理学者艾什·艾米(Ash Amin)据此总结出公共领域的社会性具有两个重要的组织原则:其一,以情境多样性为城市常态(situated multiplicity as the defining urban norm);其二,以陌生人共存为基础特征(co-presence as being on common ground)。作者引述美国社会学者林恩·洛夫兰德(Lyn Lofland)的观点,认为以往众多采用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描述街头生活的城市公共空间田野志研究大多都可以归为本位领域研究,而非公共领域研究。鉴于公共领域的以上两大特征,在缺少了核心群体活动、体制性角色和(次)文化活动的条件下,参与观察法的适用性面临重大挑战。针对这一困境,作者回顾了四位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所采用的实地调查技术,总结出了一套以非参与性、巡回性、多感知性视觉数据收集为基础,辅以简短的拦截访问(intercept interview)的公共领域田野志方法论。这套被作者称为“共存认知”(co-present cognition)的方法论对于我们认知城市公共领域和设计相关研究方法而言,无疑具有相当的参考和启发价值。


黑人女性主义与激进规划:灾难规划研究的新方向

Black Feminism and Radical Planning: New Directions for Disaster Planning Research
  •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19 , 18(1) :24-39
  • 作者:Fayola Jacobs
  •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 k_cao@126.com

本文是《规划理论》期刊推选为欧洲规划院校联合会年度最佳论文的候选论文之一,文章把“自然”灾害或风险与贫困、性别与种族等因素联系起来,同时也将气候变化、韧性、灾害管理等新议题与社会公平、激进规划(radical planning)等传统议题联系起来。灾害研究是社会学当中的一个新领域。布莱基等(Blaikie et al.)于1994 年出版的灾害研究专著《风险之中》(At Risk)一书中提出了“社会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概念,用于表征一个人或一群人在预测、应对、抵御以及从某一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的能力。后来学者将这一概念扩大到社区韧性、商业脆弱性、城市尺度对脆弱性的影响等方面,这些拓展研究也极大地影响了规划研究。社会脆弱性概念解释了为何某一群体比大部分人更易受到灾害的影响,作者基于美国实践(尤其是卡特里那飓风带来的灾害),将其用在对穷人、有色人种及女性(更易)受到的风险或灾害影响的研究上。研究表明,这些人群更易受到灾害影响、更难从灾害中恢复过来的原因与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或环境不平等(environmental inequality)概念相关,是既有的历史、政治及经济机制造成了这种不公正现象。因而作者呼吁规划领域当中出现的新方向——为了应对越来越频发的灾难而做的灾难规划(disaster planning)需要纳入社会脆弱性、环境正义等因素。


针对保护的土地细分

Subdivision for Conservation?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0,195
  • 作者:Marjorie R. Liberati, Chadwick D. Rittenhouse, Jason C. Vokoun
  • 推荐: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城市规划系。 yanwt@tongji.edu.cn

当前生态保护与土地开发的需求竞争是保护规划需要权衡的重要问题,保护规划需要适应社会经济现实才能有得以实施并有效发挥作用。虽然土地细分常被用于土地开发中,并被广泛认为是保护规划的对立面。但是用地细分也可以通过规模较小的规划单元,使保护目标与用地(尺度)更为匹配从而优化保护规划。以往保护规划中使用的“土地细分”通常遵循生态模式,但文章作者认为基于土地开发模式的土地细分,可以通过产生社会经济相关的较小规划单位来提高保护目标的有效实施。

文章以美国新英格兰一处包括保护地、自然区域和开发区的混合区域为例,进行土地细分模拟。研究对比了现状用地划定和土地细分后的用地条件下,三种保护规划情景——保护河岸走廊、保护稀有栖息地和保护代表性栖息地——的评估结果。每种情景均通过多保护目标优化算法,根据各情景的优先目标,分别设计“优先保护目标实现”和“成本控制”两种保护方案,分析土地细分在实现生态保护保护和控制社会经济成本上的作用。

土地细分能够在预算内优化生态绩效,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保护目标。实证表明土地细分在河岸走廊、稀有生境和栖息地代表性等保护规划中具有优势。土地细分能同时实现生态目标并保持社会和经济意义,进一步优化保护规划。尽管土地细分解决方案不能同时改善所有保护目标,但与现状用地划定方案相比,土地细分可以生成较小的规划单元,将保护目标与土地进行更准确的匹配,对其他目标的影响也要比细分之前的规划方式要小。研究结果表明,在有发展压力的情况下,土地细分是制定和实施保护目标以及解决土地利用冲突的有用工具。


城市等级体系与空间溢出——基于 1990—2010年间美国城市人口的分析

Hierarchy and Spatial Contagion: Population in American Cities Between 1990 and 2010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20(2): 397-418
  • 作者:Elizabeth A. Dobis, Michael S. Delgado, Raymond J. G. M. Florax, Peter Mulder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 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城市系统的特征是城市间社会经济活动流动,这也反映出空间溢出和城市等级结构,空间溢出是指相邻各城市之间相互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果,城市等级体系是城市根据其提供的多样性和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来区分的不同规模城市的排名。传统的城市系统理论模式不直接考虑空间溢出,现有的文献也是分开来探讨空间溢出和城市等级体系对城市的影响。本文运用1990—2010 年除了最小的乡村社区之外的所有城市区域的数据集,并构建一个空间滞后等级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空间溢出和城市等级体系对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影响。模型结果发现空间溢出和城市等级结构对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即小城市区域的人口规模分布是以区域空间互补性(被认为是空间溢出的一种表征)和在城市等级体系中的区位为特征,大都市地区的人口规模分布是以城市集聚和更小程度的空间互补为特征。这一发现也揭示出城市规模分布是随时间变化,并且美国的城市人口规模分布不存如随机分布、非随机分布、帕累托最优或者对数正态分布等能被大家认同的一种人口规模分布模式。此外,本文还发现人口中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与城市的人口规模分布是相反的,即在小城市区域中每增加1% 的制造业就业人口导致人口规模减少1%,邻近地区减少0.3%,而在大都市地区的邻近地区只减少0.1% 的人口规模,这主要是由于大都市区的集聚经济效应,同时这一结果与近年来城市人口规模的减少受经济结构向远离制造业的转型有关。


在中国规划领域中打造多中心格局: 以天津为例

The (Re)Making of Polycentricity in China’s Planning Discourse: The Case of Tianjin
  •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DOI:10.1111/1468-2427.12876
  • 作者:Weikai Wang,Ya Ping Wang, Keith Kintrea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区域与城乡发展 研究院/ 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 leiwang@whu.edu.cn

多中心概念的模糊性使得对其存在多种不同的解读,其在中国规划理论和实践中也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但是对其如何出现于城市总体规划中、内涵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演化,又折射出怎样的权力关系,却鲜有深入的研究。本文以天津在1986 年、1999 年、2006 年和2016 年编制的四次城市总体规划为例,分析了上述规划的时代背景、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迁、多中心意在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所采取的表现形式。1986 年规划按照中央方针,提出以中心区和滨海区为核心的城镇等级体系,意在疏散人口;1999 年规划意在加快自身经济增长,将中心区、滨海新区和八个城市组团共同构成中心城市,引导实现专业化分工;2006 年规划进一步提升了滨海新区地位,并在发动基层政府的基础上,提出了11 个新城增长极;2016 年规划则在中央强调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突出了公共服务和商业等更多元素的多中心布局,并以网络化替代了等级化的概念。文章最后指出了多中心概念的工具化使用所蕴藏的开发风险。


住在社会住房的影响有哪些? 来自澳大利亚的新证据

What are the Impacts of Living in Social Housing? New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0, 35(3): 1-25
  • 作者:David Prentice, Rosanna Scutella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weizongcai@scut.edu.cn

澳大利亚社会住房的目标人群指向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与私营租赁住房相比,社会住房被认为能在社会心理方面提供有益影响,并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其他方面的福利。但上述观点在美国以外的实证研究证据有限。与美国类似,澳大利亚实行二元住房租赁制度,但后者能提供更多的福利和全民医疗。这篇论文即以澳大利亚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统计匹配方法(statistical matching method)估算了社会住房对居民的就业、教育、健康、监禁和无家可归等一系列住房和非住房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社会住房能为居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安全网”,使他们不致于无家可归。然而,至少在短期内, 社会住房的居民与未享受社会住房而又面临住房风险的个体在就业、教育、身心健康和被监禁方面拥有相似的结果。该研究揭示了简单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居所,而不考虑其他方面需求的住房政策很可能难以实现政策的预期目标,这对国内保障房政策的优化完善具有一定参考。


普罗马斯:雅加达未实现的平民住宅实验

Pulo Mas: Jakarta’s Failed Housing Experiment for the Masses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DOI: 10.1080/02665433.2020.1746192
  • 作者:Kemas Ridwan Kurniawan, Christopher Silver, M. Nanda Widyarta, Elita Nuraeny
  • 推荐:傅舒兰, 浙江大学建工学院。 fushulan@zju.edu.cn

这篇最近上线的原创论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印尼雅加达在1960 年代为解决城市大规模的平民住宅短缺问题而制定的郊区普罗马斯规划建设方案。论文在大致介绍印尼从荷兰独立后的政治变动到苏哈托新政建立、以及1960 年代日益剧烈的平民住宅短缺问题后,将视野集中在具有代表性、革新性的普罗马斯项目上。从项目缘起、革新特征、制定人员的知识来源、变更走向、实施结果等方面,对该项目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结论来看,作为一项城市远郊住宅区的项目,普罗马斯引进了当时较新的绿带、人车分离等规划手法,是成功的住宅区规划与建设实践。但如果从项目制定的缘起来看,并没有能解决平民住宅问题而是转向成为中产阶级住宅的变更,使得这项号称平民住宅的项目,实际上成为了一项失败的实验。作为一篇研究非主流西方国家的论文,文章在背景铺垫展开以及细节剖析上精炼老道的写作手法,十分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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