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密化的土地政策工具——荷兰的实践

Land-policy Instruments for Densification: The Dutch Quest for Control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20, 91(3): 239-258
• 作者：Rick Meijer，Arend Jonkman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在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密集化发展的过程中，土地政策十分重要——为政府提供了可对产权和土地经营、使用及分配进行干预的工具，以防止或纠偏市场失灵的情况。本文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深入分析通过土地政策来推动致密化发展的意义和过程；采取了多案例研究的方法，探讨影响地方政府使用土地政策工具的因素；旨在帮助人们理解地方政府在现实中如何运用现有土地政策工具来开发市区住房。文章的实证对象为兹沃勒（Zwolle）和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这两个中型的荷兰城市，它们具有相似的区位，且目前均处于逐渐扩张的状态，正通过不同的土地政策以实现致密化目标。其中兹沃勒政府在公共土地开发方面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侧重吸引地产商在现有的城市边界内进行开发；而斯海尔托亨博斯地方政府采取了“积极干预的土地政策”，有众多项目涉及公共土地开发，侧重在现有城市边界内获得土地。研究发现，尽管城市间适用的土地政策工具差异颇大，但影响其选择的基本因素多是相似共通的。市政当局目前的土地所有权是选择土地政策工具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案例中的两个城市而言，特定的历史背景亦影响着城市土地政策战略。

城市故事：什么样的集聚情形是一般集聚？

Tales of the City: What do Agglomeration Cases Tell Us About Agglomeration in General?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20(5): 1117-1143, DOI:10.1093/jeg/lbaa007
• 作者：Giulia Faggio, Olmo Silva, William C. Strange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这篇文章考虑了多样性集聚经济的微观基础。它通过研究企业的合作区位以寻求马歇尔所提出的“劳动力池效应、输入共享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对集聚的推动作用。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它采用一个公共实证框架评估了单一产业模型，该框架解释了代表性变量怎样在一个产业的合作区位中影响其他产业区位。统一的方法产生的证据说明，在单个企业尺度下马歇尔所提的三个效应确实对集聚经济的微观驱动比较重要，对比跨行业集聚的决定因素也具有相似性。然后作者运用英国的数据，采用本研究建立的模型评估了97 个制造业集聚的微观基础，特别对汽车、计算机、餐具和纺织行业等四个典型集聚案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它们与所有其他个体行业模型一样，清楚地证明了马歇尔三效应对集聚驱动的重要性。而且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推断出这些效应对跨行业之间集聚驱动也是高度重要的。这篇论文研究了多样性集聚的动力，是对合作集聚的补充，即一个产业与其他行业的合作区位是因为一个如技术、知识等原因而产生的集群，同时单个产业集群的水平、企业家精神、现有企业的规模和工人教育水平都对多样性的产业集聚有所贡献。

地铁系统建造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城市转型与整合规划的形式

The City that the Metro System Built: Urban Transformations and Modalities of Integrated Planning in Stockholm

• 源自：Urban Studies, 2020, https://doi. org/10.1177/0042098019895231
• 作者：Alexander Paulsson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20 多年前，公交导向开发（TOD）的倡导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塞韦罗（Robert Cervero）教授在《公交都市》（The Transit Metropolis）一书中盛赞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认为它是“土地利用、住房和公共交通结合的全球最佳案例”。然而，该区域TOD 的发展历程远非一帆风顺，而是面临着自身的挑战。本文作者回顾了公共交通与住房规划在过去几十年内是如何通过多层次协作进行协调和平衡的，并按照时序归纳了三个阶段。其一是协议影响下的解体（de-integration by agreement）。早期地铁基本都修建在斯市的辖区以内，随着战后人口激增导致城市化加速，涌现了一批ABC 城市（即拥有工作—住房—中心的新城，分别取瑞典语单词的首字母），大都市区的公共交通系统亟须延展和整合。1964 年由斯省议会（Stockholm County Council）、斯市、瑞典国家政府达成《霍耶尔协议》（Hörjel Agreement），区域内公共交通规划的权力归到省议会，并成立统一机构负责区域公共交通线路和设施，而用地和住房规划作为本地事权仍然留在都市区内各市。这一协议在起初十年运作良好，在区域公交系统整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1970 年代中期，协议的副作用逐渐显现，区域和地方的诉求差异导致公共交通与住房发展逐渐缺少协调。其二是通过合作进行整合（integration by collaboration）。进入1990 年代以来，在多核心区域规划（包括1991 版区域规划、2001 版及2010 版斯德哥尔摩省新区域发展规划案）框架的指导下，都市区内各市之间开展横向协作。由于区域规划本身并非法定规划，这些协作更多是随着城市开发项目临时安排的，而没有建立起长效的机制。其三是通过干预实现再整合（re-integration by intervention）。近年来，国家政府推动斯德哥尔摩磋商（Stockholm Negotiation），强势介入公共交通的建设，以换取都市区内各市优先在站前地块开发住房的承诺，并且省议会也增设了地铁扩建局（Department for the Metro Extension）这样的新部门。第三阶段的整合结合了前两者的特征，进一步拓展了区域公共交通系统，并促成了其与住房发展的联动。然而，作者也观察到了一个显著的副作用：区域公共交通规划开始由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以满足大众的流动性和可达性需求，逐渐转向确保房地产商与大企业的收益和促进富裕阶层的消费。

中国公共住房与商品房居民的社区依恋

Community Attachment Among Residents Living in Public and Commodity Housing in China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0, 35(8): 1337- 1361
• 作者：Jiang Chang Icon, Hongsheng Chen, Zhigang Li, et al.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的公共住房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虽然公共住房数量持续增加，但对居民社区依恋状况的探究较少。基于对广州四个公共住房和商品房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作者从社区依恋的视角评估了广州市公共住房的社会维度，并确定了对公共住房与商品房社区的社区依恋产生影响的因素。研究发现，住房类型对居民的社区依恋没有显著影响。换言之，居住在公共住房这一因素并未影响居民的社区依恋。此外，住房类型能调节社区纽带、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感受与社区依恋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从社区依恋的视角支撑了中国公共住房政策的合理性。但研究也发现，尽管公共住房本身不影响居民的社区依恋，但低质量的住房条件、公共服务、安全设施等会弱化居民的社区依恋。研究成果对中国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完善具有一定参考。

密度加重了新冠肺炎疫情吗？

Does Density Aggravate the COVID-19 Pandemic?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20, DOI: 10.1080/01944363.2020.1777891
• 作者：Shima Hamidi, Sadegh Sabouri, Reid Ewing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zhoujp@hku.hu

眼下，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波正在全球除了中国、越南等少数地方继续肆虐。对于城乡规划师而言，也面临着很多新问题、新挑战。例如：人们出行时要拉大社交距离，是否需要增加公共交通线路和运量？人们减少去远处的购物、休憩行为，要如何构建10 分钟、15 分钟生活圈？另外，建成环境的密度是否需要有所调整，降低人们随机接触的概率，进而减少新冠病毒的传播？最近，来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犹他大学的三位作者利用美国公开的人口普查、疾病防控等数据，研究了美国913 个位于都市区范围的县的新冠感染率和致死率与密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县与县之间的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以及这些联系伴生或者同时出现的交通联系，比密度对以上比率的影响更大。因此，对高密度的追求，不应该因为新冠病毒的出现而终止。为了降低和减少新冠病毒的传播，更需要做的其实是怎么保证对新案例的识别、管控，还有对密切接触者的及时有效的追踪和管控。

交通噪音、空气污染和城市公园设计

Traffic-derived Noise, Air Pollution and Urban Park Design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20, 25(5): 590-606
• 作者：Yang Xing, Peter Brimblecombe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人们普遍认为城市公园能够通过减少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从而保证环境的健康，但对于公园如何减少污染并不清楚。因此，有必要从有效减少空气污染和交通噪音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并提出一套设计准则来指导公园设计。作者选取香港12 个小型公园，通过实地测量与建模分析对公园中的设计要素与（空气、交通噪音）污染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主要测量了公园内的黑碳（BC）浓度、PM2.5 和声级三个因子；利用ENVI-MET 4.0 建立简单的空气污染转移模型（CFD），利用FHWA TNM2.5 建立噪音预测与屏障设计模型（TNM）；同时采用了福赛思等（Forsyth et al.）提出的“被道路包围的公园”作为基础场景，模拟了仅存在“墙体”“针叶林”“阔叶林”“灌木林”以及“开放公园”等五个独立要素的场景并进行试验与记录。实际测量与分析都指向相同结论：与周围环境和边缘区域相比，公园内部区域更加安静，交通噪音与空气污染也更少。小型公园边缘的绿植对减少空气污染物有效果，却对噪音阻隔无实际意义。因此，本文在结论中讨论指出：（1）小型公园的整体布局才是减少使用者与污染物和噪音接触的关键，而非公园边缘的固体屏障，后者将阻隔公园的可视性并增加犯罪机率，健康的小型公园布局应该鼓励使用者尽可能在内部活动，减少边缘区域的使用；（2）道路规划应使公园周围道路畅通以减少汽车空转带来的废气排放，同时将公交站点和行人斑马线布置在下风向能减少公园内部的污染；（3）建模软件的使用能够帮助城市规划师优化他们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