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合作和国家规划——芬兰在坦桑尼亚后殖民时期分权改革和区域发展中的助推作用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National Planning: Analysing Finnish Complicity in Postcolonial Tanzania’s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2020, https:// doi.org/10.1080/02665433.2020.1851 292
• 作者：Essi Lamberg
• 推荐：金盼盼，傅舒兰，浙江大学。 fushulan@zju.edu.cn

1950 年代末起，西方国家开始以国际援助的形式参与南非国家后殖民时期独立国家体系的建设过程。基于此背景，本文作者以1964 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建国后的建设为例，探究了芬兰与坦桑尼亚之间的发展合作历程。研究发现，除了常被提及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布置等，规划也是西方国家援助非洲国家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

基于对合作项目历史资料的挖掘，文章进一步聚焦于1970 年代芬兰专家协助坦桑尼亚政府相继制定的城市总体规划、区域综合发展规划和国家宏观规划，旨在探讨三个问题：芬兰的发展合作项目对坦桑尼亚规划体系建立的影响，发展合作项目反过来对援助国家芬兰规划手段进步的推动作用，以及芬兰规划与坦桑尼亚发展目标的契合性。从结论来看，乌呼鲁走廊计划（Uhuru Corridor）作为芬兰技术援助实施的坦桑尼亚国家宏观规划，由于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和战略性，且顺应当时坦桑尼亚的国家发展目标，很好地融入了坦桑尼亚的规划体系。这一点可以为当今中国对非洲实施援助提供经验参考。

移民多样性融合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揭示移民“多样化溢出”背后的影响机制

Immigrant Diversity, Integration and Worker Productivity: Uncovering the Mechanisms Behind ‘Diversity Spillover’ Effects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21(2): 261-285
• 作者：Maximilian Buchholz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美国，一个城市中外国出生人口的多样性与工人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虽然很多关注公司内部员工多样性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关系，但已有研究并未从城市区域尺度充分探索驱动该关系的机制。基于相关领域的研究，本文描述了四种可能驱动城市层面移民多样性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的机制，分别是：互动问题解决（在同一职业中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共同解决问题），互补专业化任务（多样性导致职业中技能和技巧的多样性），利基效应（按出生国家形成的职业细分增加了职业内部的知识流动）和接触效应（暴露于多样性环境中使得工人可在不经意的沟通和观察中提升创造力，增加知识获取的途径）。本研究用2011—2017 年美国大都市统计区的工人和固定效应的OLS 回归伪面板来探索每种机制的作用力。研究结果有力证明了城市层面多样性通过“接触效应”和“互动问题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中工人们通过接触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以及共同解决问题，提高自身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或获得更多有益的知识，从而变得更具生产力和创造力。以上结果表明，当移民多样性增加，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的社会融合增多时，就会产生正外部性。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证明规模经济、关系经济和城市社会多样性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提醒政策制定者应该促进移民多与本土劳动者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互动，同时要为移民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城市禀赋的两面性

The Janus-faced Genius of Cities

• 源自：Urban Studies, 2021, https://doi. org/10.1177/00420980211007718
• 作者：Christof Parnreiter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当前城市研究的一个主流观点是发展主义论（developmentalist view），认为城市在创新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积极作用。从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城市是经济发展之母”，到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城市作为创新机器”，再到格莱泽（Edward Glaeser）的“城市具备创造协作性才华的能力”等，众多经典论述都指向城市与发展的正向联系。正如斯托尔珀（Michael Storper）在其著作《城市发展的逻辑》（Keys to the City）中指出的：城市具有一种来源于集聚效应的特殊禀赋，表现在城市提供了一个汇聚不同知识技能元素的行为环境，从而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本文作者首先肯定了斯托尔珀的城市禀赋（genius of cities）理论，并在集聚效应的基础上补充了两个重要的讨论维度：城际网络的外部性和城市建成环境的支撑作用。同时，作为对目前城市理论化中“一边倒”的乐观论调的回应，作者提出城市禀赋具有两面性的（Janus-faced）特征——城市既是“好”创新的源头，也孕育了翻新的剥削手法，即所谓的“坏”创新。由于城市本身的特性，城市是不公平发展形成的关键场所。有关城市角色阴暗面的论述并非无源之水，作者尤其参考了下列重要理论：霍塞利茨（Bert Hoselitz）的“寄生城市”（parasitic cities）理论，冈萨雷斯（Gonzales Casanova）的“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理论，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的“极化发展”（polarized development）理论，利普顿（Michael Lipton）的“城市偏见”（urban bias）理论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资本主义崛起和作为侵略性世界的城市”（the rise of capitalism and cities as aggressive worlds）理论。这些理论解释了头部城市的上层精英如何像真空泵（suction pump）一样，源源不断地抽取全球或地区边缘地带和农村地区的资源，这一过程不仅有利于精英阶层，而且使得城市整体人群受益。其结果是城市不仅汇集了知识和财富，也聚合了剥削手段，导致国家和区域范围内的持续性贫困和极化。本文的论点具有很强的思想性，论据复合了诸多理论，论述过程层层推进，结论具有启发价值，特此推荐给读者。

加纳门禁社区与土地管理面临的挑战——重新评估人们搬入门禁社区的原因

Gated Communities and Land Administration Challenges in Ghana: Reappraising the Reasons Why People Move into Gated Communities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1, 36(3): 307-335
• 作者：Richmond Juvenile Ehwi, Nicky Morrison, Peter Tyler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自1980 年代以来，门禁社区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涌现，但有关居民迁入门禁社区原因的学术探讨仍然很少。一些学者倾向于选择使用源自发达国家实践的基于需求的主流观点，探究该观点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但这些研究对土地管理挑战等当地语境因素的重视不够。此文以加纳大阿克拉都市区为例，通过家庭调查和对关键人物的访谈，分析了加纳土地管理面临的挑战，并论证了这些挑战如何影响人们搬入门禁社区。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与居住在半城市化地区的家庭相比，居住在市中心门禁社区家庭的迁居决策受土地管理挑战的影响显著；而在半城市化地区，基于需求的主流观点和土地管理的挑战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对家庭和专家的访谈亦能佐证上述观点。该研究不仅重新评估了居民迁入门禁社区的原因，还提出了土地管理挑战对家庭迁居决策的影响程度取决于门禁社区的区位特征，具体反映在社区的安全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传统土地所有者的行为。研究发现，门禁社区已成为加纳富裕家庭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家庭规避土地管理、土地使用规划和城市治理相关问题的途径。该成果对探究国内日渐增多的门禁社区及其影响机制具有参考价值。

迈向机动性正义——在学区选择的情境下联系交通与教育公平

Toward Mobility Justice: Linking Transportation and Education Equity in the Context of School Choice

• 源自：Journal of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21, 87(2): 197-210
• 作者：Ariel H. Bierbaum, Alex Karner, Jesus M. Barajas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zhoujp@hku.hk

天价学区房、学区房炒作、家长提前布局购买学区房、租售同权倡议等现象，这些年在中国不少城市成为常见现象。在美国，尽管大部分州允许租售同权（即适龄小孩只要跟随父母居住到某学区之内，就能上该学区的公立中小学），但不少学区内仅实现“居者有其屋”，租房市场却“有价无市”，即有大量租房需求但无房源供给。针对以上问题，美国很多地方的解决办法是提供校园巴士、免费学额和教育券。以上几种方式使得不居住在某学区内的适龄学童，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入学此学区内的中小学。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成本过高，有时存在校巴供应不上的问题。比尔鲍姆等（Bierbaum et al.）最近在《美国规划学会会刊》上载文，提出了“机动性正义”的概念。他们指出，既往教育者虽然提出了泛泛的多选择即公平的概念，但忽略了人们拥有的交通工具以及日常生活环境中交通设施（含公共交通服务）的供给和品质等对公平的影响。因此他们建议把公平问题和交通设施紧密联系起来，丰富教育公平和交通公平两者的共同内涵，使其在提高人们的综合福利方面发挥最大功用。

邻里蓝色空间与心理健康——一项基于苏格兰地区老年人抗抑郁药物的生态学研究

Neighbourhood Blue Space and Mental Health: A Nationwide Ecological Study of Antidepressant Medication Prescribed to Older Adults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21. 104132
• 作者：：Marjorie R. Liberati, Nick Hanley, Richard S. Quilliam, et al.
• 推荐：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yanwt@tongji.edu.cn

随着全球人口迅速老龄化，老年人心理健康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老年精神健康状况不佳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包括身体机能和认知功能下降，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增加等。邻里空间特征比如水环境的存在，可以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定期与蓝色空间互动可以促进老年人的情绪健康发展。例如：居住在海景住宅中的老年人抑郁状况减轻；居住在淡水蓝色空间可达性更高的邻里或可见到蓝色空间的街道的老年人，具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然而，社区蓝色空间能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这一观点的证据尚不明确，测度蓝色空间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仍然缺乏。

文章以苏格兰地区为例，采用负二项式回归模型来量化分析邻里蓝色空间可达性的多项指标与老年人抗抑郁药物使用率之间的关联。研究比较了邻里蓝色空间对50~64 岁老年人群以及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影响的差异，并将邻里蓝色空间可达性的不同指标产生的影响和绿色空间可达性以及其他人口、社会生态邻里特征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邻里蓝色空间的多种度量指标均与苏格兰地区老年人的抗抑郁药物使用率呈负相关关系。淡水蓝色空间覆盖率更高的邻里以及与大型湖泊或海岸距离更近的邻里，其老年人抗抑郁药物的使用率更低。邻里蓝色空间可达性对抗抑郁药物使用率的影响甚至比绿色空间可达性的影响更大。根据研究结果，增加与蓝色空间的接触、减少老年人到达蓝色空间的障碍，可以发挥蓝色空间在促进公共卫生方面的潜力。在城市设计中强调提高蓝色空间可达性以及蓝色在视觉上的暴露，在新社区规划中考虑提供蓝色空间等方式值得尝试。此外，确保所有人都能公平地获得到达且利用蓝色空间的机会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老年人与弱势人群等部分群体存在特有的障碍，因此，识别并清除到达蓝色空间的障碍是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蓝色空间带来的健康福祉的关键政策步骤。

我们异乎寻常地在规划中的仁善问题上保持沉默——化解脆弱与痛苦时面对的挑战

Our Curious Silence About Kindness in Planning: Challenges of Addressing Vulnerability and Suffering

•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21, 20(1): 63-83
• 作者：John Forester
•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k_cao@126.com

本文是国际知名规划理论学者、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福里斯特（Forester）教授的最新学术观点，他曾于1980 年代末率先研究沟通规划，并成为这一规划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直致力于从细微规划实践中挖掘可实践的规划概念和理论。他发现，公平或正义问题在规划研究界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但是“仁善”却不常被提及。其实，仁善不仅是同情别人的脆弱、失落和痛苦，还应包括采取相应行动来减缓这些负面感受。以这一界定为基础，作者通过“同情”这一对他人痛苦情绪的移情，分析了仁善需要的四种务实的判断标准。第一，对他人的脆弱和痛苦的感同身受；第二，从因果关系或精神上对脆弱和痛苦的来源进行测定；第三，采取行动减轻痛苦（与“我能做什么”这一问题相关联）；第四，建立采取这些行动的长效动力机制（与“我是谁”这一规划师本体论问题相关联）。当然作者也指出，由于背景各异，善意也是各式各样的，因此此种行动容易出错，但也容易纠正和提高。

为了更好地说明自己的立场与看法，福里斯特教授还举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例子。在美国克利夫兰，某高速公路修建计划将导致几百位内城居民被迫迁离家园；在加拿大育空地区，城市开发威胁着原住民的引水安全；在澳大利亚英格拜湿地保护区，社区规划师对当地居民担心其公共空间被占用作了疏导工作。他通过记述相关规划师的言行与看法，展现了在面对这些受影响者的脆弱、痛苦的感受时，规划师如何进行带有善意的有效规划应对。

认识新型交通、自动驾驶汽车和电子商务对城市设计的影响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s of New Mobility Autonomous Vehicles, and E-commerce on Urban Design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21, 26(2):137-140
• 作者：Nico Larco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日益崛起的自动驾驶、大数据以及共享经济等新兴事物正深刻改变着城市形态，促使重构传统空间活力和建立新型空间秩序，对城市设计范式产生着持续且广泛的影响。本期专题文章紧密围绕新技术、新业态，探讨了以下问题：（1）新型交通、商业等对现实世界的改变；（2）新型交通、商业等对城市形态的关键影响因素；（3）技术变化对建成环境变化的具体作用机制；（4）鉴于技术迅速迭代对城市形态与城市研究带来的全面挑战，重点关注相关研究面向未来的洞察力。

其中，沙欣等（Shaheen et al.）聚焦P2P 汽车共享（peer-to-peer carsharing）对用户交通行为和城市形态造成的影响，认为汽车所有权的减少会降低车主对专用停车场地的使用需求，并提出了P2P 汽车共享结合无人驾驶的发展设想；基克斯（Kikerts）则关注电子商务与街头商业，指出部分用户活跃度高的街头实体零售正被电商仓库等取代，然而消费体验在购物行为中的重要性逐渐攀升，对街区商业品牌、用户活动、个人服务等体验性零售的日益关注将为城市设计提供新契机；劳斯（Rouse）讨论了未来自动驾驶汽车的广泛使用，将使得动力源（电力与化石燃料）、所有权（车队与私人）、载客量（共享与个人）等关键变量为城市设计行业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呼吁从业者创新规划方式和设计原型，鼓励加强跨学科合作和增进社会责任感来积极应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