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产权混合与居住隔离

Tenure Type Mixing and Segregation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2, 37(1): 26-49.
• 作者：Eva K Andersson, Thomas Wimark, Bo Malmberg
• 推荐：魏宗财，肖丽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在邻里尺度将住房类型与产权类型混合以激发社会凝聚力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尽管政策圈普遍认为邻里尺度的产权类型混合可以抑制经济社会和种族隔离对个体生命历程产生的消极影响，有助于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种族融合，但相关的学术讨论仍仅限于单一地方邻里范围。本研究引入了“产权类型景观”概念，旨在阐明居住隔离与住房产权类型混合的关联程度。作者利用瑞典的注册数据，将产权类型景观、收入混合程度（高/ 中/ 低）和出生国混合情况（欧洲/ 非欧洲/ 瑞典）进行交叉，以此探讨产权、收入和出生国之间的重合程度，这种重合是否与地理尺度和极化有关，以及区域间的产权形式与社会经济特征的重合是否一致等问题。研究发现，大规模邻里与收入阶层和种族构成之间存在明显的重合；集中邻里也往往与收入和种族构成具有较好的重合关系，并呈现出极化的特征。例如，公共租赁住房和私人租赁住房对应低收入阶层，而业主自住和共有产权住房与高收入阶层重合；小规模邻里为不同收入阶层的融合提供了机会，且受区位的影响较小。因此，为促进住区内不同收入群体的融合，既要在政策上倡导规模较小住区的住房产权混合，也应重视尺度和地域差异因素的重要性。

最近美国老年人的搬迁模式：谁，为何和去向哪里？

Recent Relocation Patterns Among Older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Why, and Where?

• 源自：Journal of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21, 88(1): 15-29.
• 作者：Shengxiao (Alex) Li, Wanyang Hu, Fuyu Guo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zhoujp@hku.hk

对于中国城市研究者和规划者而言，城市农民工、到大城市就业的大学生等对象并不陌生。一方面，城市建设需要这些人；另一方面，年轻的城市务工人群数量庞大，深刻影响着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特定行业劳动力补足、公共交通和住房供给等。但是，对于“背井离乡”到外地生活的老年人，大家也许就没有那么熟悉了。一是相对于农民工、就业大学生等前述对象，流动老年人的数量规模较小。在许多已经步入老龄化的城市里，老年人在城市中的流动并不惹人注目。二是专门针对老年人流动的研究数据并不充分。对于美国这种人口亦是数亿的大国，老年人的搬迁情况如何？最新的《美国规划学会会刊》发表了一篇由李圣晓等三位中国作者所著的关于美国老年人搬迁模式的文章。文章利用美国可公开获取的全国性数据，研究了流动搬迁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属性、行为特点、搬迁原因和搬迁目的地选取缘由。文章发现，租房居住、低收入和独居老人搬迁的可能性更大；搬迁目的地一般选择在临近家人的地点。以上研究结论对中国的城市研究和规划者应该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我们所需要的城市——迈向以满足人类需求为导向的城市主义

The Cities We Need: Towards an Urbanism Guided by Human Needs Satisfaction

• 源自：Urban Studies, 2021,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211045571.
• 作者：Rodrigo Cardoso, Ali Sobhani, Evert Meijers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尽管目前城市研究学界对于城市空间如何回应物质和利益需要的研究已经相对充分，但以上研究多仅从经济或者技术视角评估城市，展望其发展前景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因此本文作者提出从“满足人类需求”（human needs satisfaction）的角度进行补充。作者简要回顾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对人类需求理论的探讨，认为在五个方面尚存争议：其一，对人类需求的确切含义尚未达成共识；其二，不同种类的人类需求是否存在着如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需求（五）层次论”；其三，如何定义人类需要的满足，应该基于主观判断还是客观描述；其四，人类需求的理论和实际政策应用之间存在脱节；其五，人类需求是普适性的，还是可能因时空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为回应以上争议，作者在智利经济学家曼弗雷德·麦克斯- 尼夫（Manfred Max-Neef）所提出的“以人为尺度的发展”（Human Scale Development）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由9 种价值性需求（axiological need）及其20 个维度与4 种存在性类别（existential category）矩阵构成的人类需求研究框架。具体而言，价值性需求包括生存（subsistence）、安全防卫（protection）、情感（affection）、认知理解（understanding）、参与（participation）、闲适（leisure）、创造（creation）、认同（identity）和自由（freedom）；存在性类别则包括存在（being）、持有（having）、行动（doing）和互动（interacting）。除了价值性需求中的生存，框架中的各种需求之间并不存在等级化的划分，相反，在需求被满足的过程中，同时性、互补性和权衡交易构成了基本特征。框架还对需求和满足物（satisfier）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作了明确区分：一方面承认人类需求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另一方面也承认满足物可能随着背景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作者认为，这一框架通过厘清一系列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探寻本地行政边界调整改革与经济活动的关系

Local Border Reforms and Economic Activity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22(1): 81-102.
• 作者：Peter H Egger, Marko Koethenbuerger, Gabriel Loumeau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一般来说，行政边界的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很难被识别并量化分析。本文以德国市级边界调整改革为研究对象，尝试分析地方行政边界调整对空间经济活动分布的影响。1998—2013 年，德国行政边界调整使得一些自治市被合并，导致其失去了行政中心的地位，而合并后的自治市又形成了新的、更大的行政中心。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地理编码的夜间灯光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同时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边界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因果效应，避免了行政边界调整所致的缺乏下级行政单元行政数据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合并后城市的新行政中心显著增加了本地经济活动；被合并城市失去行政功能的城市中心，其经济活动减少；合并后城市在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益与被合并城市的经济损失之间呈正向关系。研究评估了这种影响机制，分析了新行政中心的位置、人口、本地活动和先前存在的公共服务等因素对这种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与行政中心的距离是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弱。这说明行政边界的变化导致了行政区经济活动的空间重构，行政中心对于经济活动具有向心力。

传统购物街的生存危机——太阳模型与场所吸引范式

The Existential Crisis of Traditional Shopping Streets: The Sun Model and the Place Attraction Paradigm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21, https://doi.org/10.1080/13574809.2021.1951605.
• 作者：Matthew Carmona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车行导向城市交通的城市化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和近两年的新冠疫情，使人们的工作、生活和购物习惯发生着渐进或飞跃式的改变，导致传统购物街出现生存危机。作为混合用地模式的缩影，传统购物街的核心优势在于其能为用户提供购物之外的社交和休闲体验，可以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维度带来高度的地方衍生价值，提升街道的活力与韧性，具有线上购物不可取代的价值与意义。因此，本研究试图帮助传统购物街找到新的生存模式，以适应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后疫情时代。

本文提炼出包含价格、便利度、多选择、娱乐、社交、即时性、信息、确定性、低技等9 个影响购物选择的因素建构分析模型，结合英国政府的实践提出，综合了规划、设计和策划的主动干预能形成一种场所吸引范式，从而有效地促进传统购物街转型。具体而言，在规划层面，应优化街道便利性，重新调整街道功能，建立集健康、住房、教育、艺术、娱乐、商业办公、制造业、休闲和购物功能于一体的城镇中心；在设计层面，应提升街道质量，为行人创造足够的活动空间，设置具有吸引力并且可使行人舒适地坐、看和交往的空间，增加环保的并能根据需求灵活调整的适应性空间；在策划层面，应创新用户体验，策划融合零售、娱乐、活动和餐饮的场所，植入临时性的趣味活动、零售机会、艺术展览和表演。

公共空间的未来是什么？——全球新冠大流行期间移民郊区的隐含问题

What Is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 Hidden Stories of Immigrant Suburbs During a Global Pandemic

• 源自：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2021, 92(2): 229-237.
• 作者：Zhixi Cecilia Zhuang, Sara Edge, Jennifer Dean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新冠大流行迫使决策者制定严格的隔离措施以遏制传染病的传播。这些公共卫生政策引发了城市研究者、规划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对于城市总体未来以及疫情对城市密度和公共空间使用影响的广泛讨论。然而在这场全球性的讨论中，很少有从少数群体的角度就城市建设和恢复进行的探讨，也很少考虑到边缘化的社区参与未来政策制定和公共空间设计。

本文关注了加拿大多伦多郊区的边缘化群体，发现越来越多的移民选择定居郊区，但由于传统以汽车为导向的郊区设计强调在土地使用和社会阶级上的隔离，导致少数群体所在社区的多样化公共空间需求无法被满足。公共空间对于确保少数群体的健康和福祉、消除社会孤立以及促进归属感和包容感尤为重要，但新冠疫情致使边缘化群体高度依赖的社区服务组织被关闭，进一步破坏了边缘化社区有效使用公共空间的机会。作者认为，针对疫情制定的物理隔离措施使得边缘化群体更加边缘，明显加剧了城市中边缘化群体的不平等感，导致政策制定主要考虑居住在低密度地区的高收入群体。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四点思考：（1）实践者和决策者必须评估边缘化社区在疫情期间的需求，包括隔离措施和恢复政策如何影响边缘化群体的日常生活、归属感、社区联系和公共空间利用；（2）政府和规划部门应支持多样化、包容和公平的公众参与，将边缘化群体纳入决策考虑；（3）采取包容的方法（如讲故事、社区圆桌会议），克服参与障碍和不平等的权利表达；（4）公共卫生部门和市政领导应从公平性出发，评估其隔离措施对传染性疾病风险、对受限人群的泛健康和福祉产生的影响。

规划拼贴的福利景观——重新评估休闲规划在瑞典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The Patchwork Planning of a Welfare Landscape: 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Leisure Planning in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2021, https://doi.org/10.1080/02665433.2020.1867884.
• 作者：Johan Pries, Mattias Qvistr?m
• 推荐：周佳钰，傅舒兰，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fushulan@zju.edu.cn

为改善战后建成环境，瑞典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以公众福利和福祉为核心的制度与安排。但是公众对于福利制度的印象往往停留在住房，遗忘了战后规划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休闲规划（leisure planning）。

休闲规划是瑞典战后福利制度建设的重要工具，旨在为公众提供健康福利与休闲基础设施（户外运动与娱乐设施）。休闲规划最早于1960 年代由市级政府出台，此时城市规划已较为成熟，因此休闲规划的实施更聚焦于乡村地区。1970 年代，休闲规划成为市级政府构建日常休闲生活的重要手段，实施范围涵盖住宅周边公共空间至整个城市，乌普兰斯·韦斯比市（Upplands Väsby Municipality）的休闲规划当时最先进，直接刺激了瑞典各地市级政府对休闲规划的制定，使得瑞典休闲基础设施数量激增。休闲规划介入了城市规划的实践领域，当两者的实践发生冲突时，城市规划更具上风。1976 年，百万住宅计划（The Million Programme）完成，休闲规划逐渐缺失了新增休闲设施的机会，被降级为微调现有福利景观。1980 年，该市发布了最后一份简短的休闲规划，休闲规划作为一种官方规划工具日渐式微。

本文指出，休闲规划与城市规划及各方规划参与者数十年共同拼凑塑造的复杂产物是瑞典的福利景观（Welfare Landscape），是反映了福利相关社会民主理念与政治思想的户外环境，其复杂的拼凑特性是休闲规划在目前讨论中难以被阅读甚至容易被遗忘的主要原因。本文可为我国除住房之外的福利制度建设路径提供参考。

贫民窟/棚户区再开发项目带来的性别剥夺和女性贫困变化——来自土耳其的案例研究

Gendered Dispossession and Women’s Changing Poverty by Slum/Squatter Redevelopment Projects: A Case Study from Turkey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21, https://doi.org/10.1177/0308518X211016864.
• 作者：Imren Borsuk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sainan.lin@whu.edu.cn

为了提升城市形象、减轻城市贫困，贫民窟/ 棚户区等非正规住区往往成为新自由主义城市化和重建项目的主要场所。这些重建项目是剥夺积累的典范，它们以消除、升级或搬迁安置贫民窟的方式推进，将城市贫困者居住的土地商品化，并通过重新安置贫困者来获取土地升值的收益。但现有关于贫困和搬迁安置的研究缺乏对性别差异或者女性的关注。基于剥夺和女性主义发展理论，本文以土耳其为例，通过访谈、非正式对话、非正式小组访谈，以及对土耳其的卡迪夫卡莱（Kadifekale）棚户区和托基兹恩德雷（TOKI Uzundere）大规模住宅区的观察获取研究资料和数据，揭示了贫民窟/ 棚户区再开发项目带来的性别剥夺和女性贫困的变化。研究表明，贫民窟/ 棚户区的再开发项目尽管实现了住房由非正式向正式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一定赋予女性土地和住房的权利，反而加剧了库尔德女性的不稳定性和被剥夺程度——她们被排除在可负担住房选择之外、与社区分散，并远离族裔区内的就业，进一步增强了她们的社会排斥感。本研究没有将简单的棚户区改造当作城市发展的棘手问题来讨论，而是将性别纳入研究框架内，探讨了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城市发展、权利剥夺与妇女贫困之间的关系，具有较高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