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向何方？加拿大“平台工作”的移 民路径

Road to Nowhere or to Somewhere? Migrant Pathways in Platform Work in Canada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22, Online first. DOI: 10.1177/03085 18X22109
• 作者：Laura Lam, Anna Triandfyllidou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sainan.lin@whu.edu.cn

非标准化的工作（non-standard work）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本文关注其中的“平台工作”（platform work），即通过数字平台作为中介组织的非标准工作安排。这类工作往往以短期工或以工作量计的、没有正规合同的雇佣关系为主。加拿大拥有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移民，但众所周知，这些移民尽管有经验和资格，却仍在就业方面面临许多劳动力市场的障碍。行政数据表明，移民中零工工人的比例要高得多，但人们对选择从事平台工作的移民所认为和期望的各种途径知之甚少。本文以归纳和定性为主要研究方法，采访了35 名加拿大平台工人，询问他们为什么、如何转向这种工作形式，以及这种工作如何符合他们融入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计划。基于扎根理论，研究发现了进入平台工作的六种路径，包括那些感觉可以控制局面以达到目的的人（即将平台工作视为机会），以及那些感觉被困在其中、无法找到替代方案的人（被迫接受平台工作）。研究揭示了这些途径如何与宏观因素（如移民身份、职业地位）、中观因素（如教育和技能、社会网络）或微观因素（如生命周期所处的阶段、志向）相关联。在分析过程中，作者将已有学者对种族和平台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见解纳入考量，以理解影响移民进入加拿大平台工作途径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加拿大的移民体系是基于能力的且强调高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但结构性的不平等在平台工作中进一步延续。移民从事平台工作只是细分劳动力市场这一更大难题的一部分。

香港的代际差异、移民和住房产权 （1996—2016 年）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mmigration, and Housing Tenure: Hong Kong 1996-2016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2, 37(9): 1523- 1545
• 作者：Si-Ming Li, Huimin Du
• 推荐：魏宗财，唐琦婧，华南理工大学 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关于住房产权，特别是住房所有权的多数研究成果聚焦于探讨种族/ 移民群体间的差异。近年来，有关“租房一代”或者住房所有权倾向的代际差异及其对不同年龄层之间财富不平等影响的文献趋于增加，但少有研究将这两类研究文献关联起来。本文试图关联上述两类文献，旨在剖析香港在住房获得方面的代际差异程度，以及它在不同时间截面在不同移民群体中的表现。作者以在香港或内地出生的中国籍户主为研究对象，使用1996—2016 年人口（中期）普查的5% 样本微数据，探究自1997 年香港回归前夕以来住房市场的动态变化和移民场景。研究发现，近年来年轻一代的住房拥有率明显下降，其中内地迁入人群的住房拥有率下降更为明显。另外，研究也证实，不论私营住房还是公共住房，住房拥有权的获取均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即使那些已经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的内地迁入人群的境况也持续不佳。这些发现也揭示了政策干预的重要性。作者建议重新启动一个积极的住房发展计划。若没有更为充足的土地供应，无论是私营还是公共住房都将继续短缺，而且“租房一代”现象和内地新迁入人群的困境也不可能很快得到缓解。研究成果为贯彻和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关于房地产发展要求提供了一定参考。

建立生态网络不同方法的多尺度分析框架

A Multi-scale Analysis Framework of Different Methods Used in Establishing Ecological Networks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2, 228. DOI: 10.1016/j.landurbplan.2022.104579
• 作者：Zhou Shen, Wei Wu, Shiqi Tian, Jiao Wang
• 推荐：陈卉，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城市规划系。 1202chenhui@tongji.edu.cn 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城市规划系。 yanwt@tongji.edu.cn

构建生态网络（EN: Ecological Network）可以弥合保护与发展之间的悖论。虽然已有多种EN 的建立方法，但是随着规划师和决策者开始考虑实施问题，需要检查不同方法及其空间输出的一致性，以选择适用不同空间尺度的方法。不同空间尺度下的景观格局和过程特征也对建立EN 提出了差异化的需求。

本研究以江苏省、苏南城市群和南京市作为三个尺度的研究对象，将形态空间格局分析、生态重要性和敏感性评估，以及整合前两者的综合方法分别定义为结构导向、功能导向和综合导向的方法，识别三种类型的生态源地；采用最小成本路径方法在三个尺度模拟生态廊道，建立三种类型的EN ；基于改善网络连通性、优化景观格局和维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生态规划目标，比较和评估了三种方法在不同尺度的空间输出的一致性。

研究结果证实：三种方法在确定生态源地方面存在不一致性，进一步导致景观格局的差异化。建立的三种EN 的空间输出受到研究尺度变化的影响。基于生态规划目标的综合评估显示，结构导向方法具有改善网络连接的跨尺度适用性；综合导向方法具有优势度高、复杂性高、破碎化程度低且相对保持最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优点。

本研究讨论不同方法在尺度变化影响下的跨尺度适用性存在的差异，表明多种生态规划目标中可能存在权衡情况。虽然可以在明确的目标下选择适用的方法，但其适用性限于不同的背景和尺度。采用包容性战略协调不同保护目标时，看似不一致的空间输出结果可以协同使用以促进跨尺度的EN 实施。鼓励在省级或国家级等大尺度对已建立的EN 的保护进行系统评估，但可在次级尺度精细评估具体的实施情况。本研究开发的多尺度分析框架可以提供尺度依赖的、定量的和空间明确的信息，提供相关决策信息，将EN 纳入规划实践。后续研究可以整合更多评估指标和社会经济约束以增强对规划实践的洞察；提高数据精度以减小不同尺度空间输出的偏差；进一步考虑生态廊道在生态空间贡献中的作用。

收费和道路建设同样重要时的高速公路拥堵问题——来自欧洲城市的证据

Congestion in Highways When Tolls and Railroads Matter: Evidence from European Cities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22(5): 931-960. DOI: 10.1093/jeg/lbab025
• 作者：Miquel-àngel Garcia-López, Ilias Pasidis, Elisabet Viladecans-Marsal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道路拥堵仍然是世界各地城市地区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增加交通投资，扩大高速公路通行能力是当前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一项最主要政策，从长远来看，这些投资可能只是重新安排经济活动，但城市交通的拥堵水平保持不变。这项政策无法减少城市拥堵的原因之一是诱导需求效应，也被称为“高速公路拥堵的基本定律”，即由于道路通行能力的增加所带来的新需求，使得高速公路扩建后的行驶速度恢复到扩建前的水平。很多实证研究验证了这种诱导需求现象，但仍未从短期和长期分析中得到结论性的证据。

本文利用欧盟28 个国家的545 个大都市地区在1985—2005 年间的数据，评估与高速公路扩张相关的交通拥堵弹性系数，结果显示弹性系数接近1，即城市中车道公里的增加导致了车辆交通量的增加，平均而言拥堵水平保持大致不变。这说明公路投资并不能有效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即欧洲城市符合“高速公路拥堵的基本规律”。研究将高速公路扩张类型细分为覆盖范围（网络长度）扩张和容量（车道路）扩张，结果显示它们（特别是容量扩张）对增加交通量的效应显著。进一步引入道路定价和公共交通政策，以测试它们是否缓解了拥堵。结果证实，在实行道路收费计划的城市中，诱导需求要小得多，而且公共交通的扩大也会使拥堵减少。本文研究结果与美国和日本的证据一致，对于欧洲城市来说，容量和覆盖率扩张都存在诱导需求效应，可为全球城市地区解决交通拥堵的交通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税务歧视街区——种族和公交投资增值捕获的交叉地带

“Tax Discrimination District”: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Transit Value Capture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22, 88(3): 352-364. DOI: 10.1080/01944363.2021.19879
• 作者：Lauren Ames Fischer
• 推荐：周江评,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zhoujp@hku.hk

在我国，地级及以上级别的城市区（县）政府具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这些自主权使得这些政府在城市修建重大基础设施（如地铁）时，需要承担一定的拆迁、投资等责任。在美国次贷危机、全球新冠疫情等外部冲击的背景下，全球各地都力图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投入上做文章，希望以此带动地方经济恢复和发展。基础设施谁获益、谁投入，也慢慢成为有关决策和行动的一个基本原则。但这也会带来一些公平的问题：那些没有财力的低层级政府怎样筹措到资金呢？另外，如果把相对富裕低层级政府的税收转用于其他政府辖区内的项目，又应该如何安抚前者呢？如果更多地考虑种族的因素，问题会怎样变化？作者在以堪萨斯城为例的公交投资增值捕获的案例研究中，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

1961—2019 年纽约市开发奖励计划的历史和规划部门的角色转换

A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s Bonus Incentive Programme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from 1961 to 2019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online, https://doi.org/10.1080/13574809.2022.2039061
• 作者：Te-Sheng Huang, Karen A. Franck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纽约市城市规划部门于1961 年通过了一项开发奖励计划，允许开发商在提供公共空间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建筑面积。随后通过的一系列区划法修正案对这种“私有公共空间”或“奖励空间”的设计和使用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将纽约市1961—2019 年奖励政策的演变归纳为六个存在重叠的时期，以大卫·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中庭为例，通过查阅档案资料，观察空间使用情况和采访规划者，详细分析了私有公共空间分区条例的演变，以及规划部门在加强设计特色、便利设施、安全保卫和公众权力等方面的干预作用。

研究表明，纽约市城市规划部门与开发商合作设计私有公共空间可以实现双赢，优质的私有公共空间可以美化城市环境，激活城市空间，也能为开发商带来容积率奖励和更高的租金，这种策略使私有公共空间的质量和数量都得到了实质性提升。纽约市越来越多的私有公共空间通过提供灵活的座椅、宜人的绿化、良好的照明和色彩鲜艳的装饰，增强其可视性、可达性、可用性和吸引力，并对少数族裔、无家可归者等弱势群体表现出更强的包容性。

国家中心性的非正式构建———后疫情时代成都对街头摊贩的治理

The Informal Constitution of State Centrality: Governing Street Businesses in (Post-) Pandemic Chengdu, China

•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22, 46(4): 631-650
• 作者：Yi Jin, Yimin Zhao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区域与城乡发展研究院。leiwang@whu.edu.cn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城市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以成都为代表的城市正在探索通过“户外经济”等方式重新激活地方经济活力，并借助各种灵活手段化解疫情带来的就业压力。这一举措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对地摊等非正规经济所施加的严格限制，构成了后疫情时代城市治理创新的一个重要案例。作者深入成都开展调研，通过观察、深度访谈和批判话语分析等方法，透视相关政策创新在落地过程中的呈现方式，以及各方主体的具体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城市非正规性并非国家权力和治理实践的对立面；相反，在治理创新实践过程中，基层监管者、街市组织者等主体也在应用非正规的行动策略，在空间性、时间性和日常性等维度与城市非正规性紧密交织、相互形塑。正是借助这样的微观策略，国家在非正规性的城市状况中依然保持着中心性的地位。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把握非正规性与国家中心性之间的关联和互构机制——在国家中心性的非正式建构过程中，各种主体对空间状况的谈判和争夺最终使“日常国家”成为塑造城市政治和生活经验的枢纽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