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帝国主义》
理查德·格罗夫
by Richard H. Grove
《绿色帝国主义》是第一本描述环境保护主义起源和早期历史的著作，它揭示了环境保护主义兴起中的那些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殖民地原因和全球原因。人们一般把早期环境保护思想解释为一种对西方工业化状况的地方反应，而认为环境保护具有北美背景，不再追逐比他们稍许早一点欧洲人的所作所为，隔断了稍早期欧洲思想家与其他地方的联系。所有这些意味着，人们基本上忽略了当代环境保护人士的态度和政策的复杂历史渊源，没有努力去涉猎真正全球基础上的环境意识的历史。尤其是，几乎没有几个人去思考，在形成西方环境意识和环境批判的过程中，殖民经历和东方文明的重要意义。《绿色帝国主义》强调了乌托邦观念、重农主义思潮、医学思想在环境保护主义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影响，解释了海洋岛屿“伊甸园”在承载新的自然概念上的基本作用，《绿色帝国主义》凸显了殖民地岛屿环境在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观念上的重要意义，说明了人们究竟是怎样认识到地方和全球资源的限制能力的。
昨天与街坊闲聊，邻居又谈起北京的雾霾，说是能不能全部开电车？我说，全部开电车恐怕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北京的雾霾与北京乃至周边地区的干旱有关，这个周边地区的干旱与更大区域的森林砍伐、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有关，而更大区域的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和草场退化已经改变了大气环流。改变出行方式不可能根本消除大气环流变更所产生的诸种后果。当然，植树造林、开展水土保持工程、调整土地使用功能和城市人口布局、改变出行方式，都是缓解当前北京环境问题的好办法。但是，对北京的雾霾，北京的生态环境问题，要做区域乃至全球的思考。
为了证明我言之有据，便拿出了英国剑桥大学环境史学家，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H. Grove）教授的代表作《绿色帝国主义》（1995）（全称《绿色帝国主义：殖民地扩张、热带岛屿伊甸园和环境保护主义的起源》[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60]）。其实，我刚刚给商务印书馆翻译完这本书（约50万字），所以，说起话才有了些底气。希望将来中文版面世后，也会对读者解决现实的城市问题有所帮助。
概括起来讲，《绿色帝国主义》是第一本描述环境保护主义起源和早期历史的著作，它揭示了环境保护主义兴起中的那些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殖民地原因和全球原因。人们一直都在欧洲本土和北美背景下认识人对自然的摧毁性影响，以及对这种影响所做出的有目的的和保护性的反应。人们一般把早期环境保护思想解释为一种对西方工业化状况的地方反应，而认为环境保护具有北美背景，不再追逐比他们稍许早一点欧洲人的所作所为，隔断了稍早期欧洲思想家与其他地方的联系。所有这些意味着，人们基本上忽略了当代环境保护人士的态度和政策的复杂历史渊源，没有努力去涉猎真正全球基础上的环境意识的历史。尤其是，几乎没有几个人去思考，在形成西方环境意识和环境批判的过程中，殖民经历和东方文明的重要意义。《绿色帝国主义》强调了乌托邦观念、重农主义思潮、医学思想在环境保护主义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影响，解释了海洋岛屿“伊甸园”在承载新的自然概念上的基本作用，《绿色帝国主义》凸显了殖民地岛屿环境在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观念上的重要意义，说明了人们究竟是怎样认识到地方和全球资源的限制能力的。
《绿色帝国主义》主要研究了三个殖民岛屿（圣赫勒拿岛、加勒比的圣文森特岛和毛里求斯岛）环境问题的起源、后果、解决办法和环境保护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者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可能有三个。从研究本身讲，岛屿是孤立的，所涉及的环境因素相对简单，开发造成的环境问题比较直接地暴露出来；第二，从研究环境思想的逻辑与环境思想本身发展过程一致的角度讲，欧洲人最初的确是在寻找“伊甸园”的途中或为了躲避堕落的欧洲社会，才开发岛屿的，结果是他们不仅没有找到伊甸园，反倒因为森林砍伐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干旱等后果，毁坏了本来的“伊甸园”，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各种保护方式重新恢复本来的“伊甸园”；第三，现代生态环境保护主义思潮的许多思想几乎都可以在那些试图通过各种保护方式恢复岛屿生态环境的思想家那里找到根源，毛里求斯岛的波维尔、康氏，圣文森特岛的安德森，圣赫勒拿岛的福斯特、伯切尔、比特森等。实际上，我在翻译西姆·凡·德·赖恩的《设计生命》中就看到类似的孤立设计实验：赖恩在山顶上、校园里，设计近乎完全自我循环的生态建筑。正是这类设计，推动生态建筑设计思想的发展。所以，我认为，《绿色帝国主义》对海岛环境问题展开研究的方法，值得我们在设计上借鉴。
《绿色帝国主义》是研究欧洲的环境保护主义思想来源的，时间上大体为1600—1860年之间，与我们清王朝统治时期相吻合，但是，作者却亦步亦趋地追溯这些环境保护主义思想的来源。在欧洲思想线索上，作者理所当然地上溯到了古希腊狄奥弗拉斯特的气候学说，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横向地覆盖了科学家哈雷、布丰、黑尔斯、达尔文，哲学家卢梭、赫尔德、洪堡，诗人歌德；在欧洲之外的思想线索上，作者追溯到了中国和印度，尤其是中国对波维尔环境思想的影响，印度对洪堡环境思想的影响。过去，环境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几乎完全忽略了15世纪以后热带和殖民地经验对欧洲自然科学、对西方和科学思维广泛的和创造性的影响，这些环境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一直寻求避开这段环境思想史和改变对自然态度的历史。除此之外，15世纪以后，西方思想和认识论中历史性地融入了原住民尤其是印度人、中国人的环境哲学。这一点长期被遗忘了。相反，人们简单地认为，欧洲移民和殖民地原住民对热带环境变化的反应不过是宗主国和北方模式和态度的衍生物。事实上，倒过来判断才是正确的。我们可以拿到的证据显示，欧洲移民和殖民地原住民对热带环境变化的反应，是现代环境保护主义思想萌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解释了热带和局部地区的自然现象，带有它自己的特征。随着殖民扩张的推进，生活在殖民地的欧洲移民和原住民，在建立起欧洲人对自然界的新评价上，在逐步意识到欧洲人的经济活动对那些新“发现的”和殖民化的土地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上，发挥了日益重要的和具有推动性的作用。作者向我们证明，现代环境保护意识中的很多价值观念来自东方文明，中国的“天人合一”，印度的“吠陀”。实际上，东方生态文明早就渗透进了西方现代生态文明中，例如洪堡的自然哲学；我们采纳西方现代环境保护的价值观念，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采纳我们东方人自己的环境保护价值观念，是在延续我们自己的东方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