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布莱克利（Edward J. Blakely）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城市规划专家，是美国规划委员会董事和国家公共管理科学院院士，曾在多所世界一流大学执教。布莱克利教授也积极参与规划实践，曾任克林顿政府顾问，领导1989年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地震和大火灾后重建，参与领导纽约911后重建，担任新奥尔良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灾后重建总指挥。布莱克利教授非常关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并多次来华参观和考察。以下是布莱克利教授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访谈。
胡：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不久您就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后曾多次来华。作为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观察者和参与者，您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有什么评价：包括成就和问题？
布莱克利：中国30年来城市化发展的最大成就在于城市成为社会经济空间聚落的主导形态。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形态从小规模的市区直接转变为大规模都市，中间没有任何形式的过渡，原因是中国未经过完整的工业化就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过于一蹴而就，缺少了一些规模适度的城市形态，而这类城市形态在国家的建设中却起着较为特殊的作用。例如：在高新技术产业区中，以纳米科技、生物科技以及空间科技等为主导产业的中心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中心并不需要有大城市背景，可以在都市区的边缘地带生长，就像伯克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位置。虽然这些中心是在城市范围内，但它们并不是城市的中心，因为新技术产业需要充足的空间和发展机会来催生新的经济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伦敦、纽约和东京的城市中心有大量的新产业发展，而在它们的周边地区新产业发展比比皆是。我认为这种城市空间形态的缺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大问题。
另一大问题是城市和农村居民间的巨大鸿沟。正是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度，跳过了培养农村居民在城市环境中生存的竞争性技术和技能的阶段，以至于他们在城市里处处暴露出自己的劣势。他们无法参与正常的城市竞争，因为他们没有教育背景和职业技能，甚至还要遭遇语言上的壁垒。他们只能做与体力劳动相关的工作，并且没有通向成功的路径。但他们的问题是由于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的能力，因为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在农业方面有着娴熟和全面的技能，只是类似的技能在城市环境下没有用武之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少缺憾和挫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我所指的重视并不是简单的提供社会福利条件，而应有完善的职业技能培养体系，学习包括电脑和宽带在内的各种先进知识。城市与农村之间有了畅通的物质和信息交流，整个国家也可以有一个更规范的发展模式。
所以，如果在中国的农村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建立完善的职业技能体系，那里就会立刻出现大量的发展机会。这也从中国政府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中得到了印证。农村需要更好的教育和工作岗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居民不能到城市中生活，只是他们应该准备得更好以消除进入城市的壁垒。
胡：在中国，我们常常听到一种有趣的理念——“后发优势”，持这种理念的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及城市化起步较晚，但可以从西方世界学到必要的经验和教训。目前的中国的确处于落后阶段，但这种落后的态势可以被迅速地扭转，然后赶上和超越西方世界。您对此怎么看？
布莱克利：是的，中国的后发优势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中国跟上发展趋势，迅速地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并跻身一流国家的行列，这种速度在世界上除新加坡之外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比拟。第二，中国已经开始具备其发展所需的技术优势和创新能力，中国掌握它们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日本。中国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完全不用像其他国家那样跟随技术的更新换代而循序渐进，而采取一种跨越式发展。以上这些都是后发优势。中国还有着绝大多数国家所没有的广袤地域，这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机会去应用一些新技术和生产方式。
同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源和环境的控制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资源的重新调配。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劣势。例如在修建大坝或蓄水工程中，政府可以赶在当地居民意识到这些建设的影响之前完成工程。政府的意图与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还有环境效益之间缺乏很好的契合。
胡：过去10年，中国和印度无疑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中心。西方有很多有趣的评论比较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我知道您也积极参与印度的建设。您如何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城市化趋势：相同点和不同点？
布莱克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比印度要迅速得多。印度的城市化主要集中于现有的大城市如孟买等。大城市不断地向外扩张是印度城市化的主要形式，而中国的城市化则不仅限于上海和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还包括很多中小城市的成长。
中印两国的城市结构也不尽相同。印度城市化中要面对的城市结构比中国复杂很多，这源于英国殖民者给印度留下的城市隔离结构——不同种姓、信仰和阶层的人在城市中有各自的生活区域。中国自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就取消了城市中原有的种种界限，发展也得到了比较均衡的控制。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就完全没有类似的问题，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触及的社会问题相比印度要容易解决一些。另外，中国比印度有着更多的基础设施，道路系统、供水系统等等都要优于印度，甚至优于某些发达国家。
胡：“国际化”在中国是个时髦的词。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的品牌建设，这一点在您访问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时候看得很清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来说，您认为国际化在多大程度上是机遇或者风险？
布莱克利：中国已经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中国的顶级酒店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城市的顶级酒店相媲美。在某些方面，中国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这并不是说中国模仿世界，而是说明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达到并超越世界水平。
国际化既代表着机遇，也意味着风险。机遇与风险也是城市规划的属性。在规划新项目时机遇和风险并存；当你保留已有建设时也存在着机遇和风险。只有在机遇和风险中才能凸现出平衡与对话的重要性。那些懂得如何抓住机遇而规避风险的人能够将城市建设的成果最大化。我想旧金山在这方面是一个很成功的典范。旧金山有高楼大厦，也有低层房屋，还有大量的文化空间，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在城市环境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有一些城市在规划建设过程中过度依赖权力，拆除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建筑，留下许多毫无生机的地方。巴西的巴西利亚就是这样一个不具有亲切感的城市。有些城市非常现代，却没有多少文化元素，比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奥兰多。在这些城市你很难感到舒适，因为这些城市是由大量建筑堆积而成，盲目的堆积完全忽略了对城市生活的贡献。纽约似乎还没有完全从这个过程中走出来，而旧金山和芝加哥已经做到了。
胡：在中国有一些备受争议的大型城市建设项目。比如北京，正如您所看到的，有国家大剧院，有中央电视台新总部，以及奥林匹克场馆“鸟巢”，类似的地标性建筑在悉尼有歌剧院、在巴黎有埃菲尔铁塔。在中国还有不少类似的标志性建筑已经建成或者正在建设，它们多是政府投资。您怎么看待这些项目？
布莱克利：有钱不一定有品味。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富裕。在某些富裕的地方，比如洛杉矶，城市会有一种需要，即通过一些建设项目来表明它们的重要性。我并不反对这类建设，要不就不会有悉尼歌剧院、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旧金山的泛美金字塔大楼等。同样，中国出现的这些醒目的建筑在50年后有一部分会依旧耀眼夺目，另一些则有可能被拆除。中国的现状就是如此倾向奢华，达不到标准的就被淘汰。但无论怎样其中至少有一到两处建筑会作为经典而长期保存下来。
胡：中国的城市决策者和公众重视城市物理形态规划超过经济规划和社会规划，就像美国二战后所发生的那样。您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吸取西方的哪些教训？
布莱克利：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经济和社会规划都要先于城市的形态规划。纽约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摩天大楼，它们的建造绝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商业和贸易活动的必需。一座建筑物的设计及美化，是投资者财富与欲望的象征。在中国，人们期待通过物理形态来达到社会效果。如果你建了一座看上去像银行的大楼，可是里面的人却都是背包客，这就出了问题，所以建筑的功能必须走在形态的前面。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建筑形态优先于功能的考虑。
我们访问过中国的一个高科技园区，园区的物质建设本身却领先于它所服务的技术。我并不是说中国要停下这些建设来等待技术的进步，而是应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因素有更深刻的认识。中国有必要在技术创新方面加大投入，进而在智力资源和智能环保型建筑设计方面加大投入，从而减少在建筑建设上的浪费。
中国目前有着极其难得的机会。凭借中国现有的财力增长趋势，可以实现更清洁的能源、更环保的技术以及更高效的生产方式。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要通过重建才能实现这些，唯有中国可能有充裕的资金和广阔的潜力来探索一条正确的未来城市发展道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究竟是要先富起来还是要先精明起来。你只有先精明才知道如何去支配你的支出。中国文化对智慧是如此的看重，可现实中却忽略理智的分析而侧重形式。我可以找出许多中国的谚语和警句告诉人们要确保对智力和知识的投资。所以在你买新衣服、新汽车以及建造新房子之前，你最大的投资应该在精神和心灵层面上，而不是物质层面。这是西方从中国文化中学到的，中国更应该从自己的文化中学到这些道理。
中国应该成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领导者，而不应该是跟随者。
目前的情况是当世界上出现一种新技术例如太阳能技术时，中国和俄罗斯会主动的购买。但我认为中国应该去发明太阳能技术、风能技术、水电技术等等。中国古代修建的运河系统迄今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今天仍然在使用。美国人是怎么建运河的？他们从中国人那学来的。在历史上各国都派人去中国学习技术和文化，马可·波罗就是其中的代表。而这一切都可以再次上演，中国应该成为领头羊。将来人们应该前往中国的大学学习，而不是美国——这兴许在未来的100年内甚至只需30年就可以实现。但关键的是，大家来中国是为了学习伟大的知识，不是各种有趣的建筑，就像现在没有谁去上哈佛大学是因为那里各式各样的楼。
胡：区域规划和发展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您对中国的区域规划有何评论？
布莱克利：区域规划在中国依旧停留在物理形态上。事实上它需要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为物理形态的规划提供平台。
“区域”这个概念在中国还只是行政和组织上的，还没有达到讨论如何从区域角度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层面。这并不表示中国人还未明白这些道理，只是施行起来有一些障碍。第一，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这不是说没有村、镇甚至城市这种意义上的政府，而是在权力上，地方政府还没有应有的权力。北京和上海市政府应该是区域性质的政府，可它们发展的自主性很小。地方政府缺乏认真考虑区域间事宜的动力和推力。人们应该知道上海要与香港或者悉尼竞争，而不是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的决定，结果将迥然不同。如果地方政府可以在行政和决策上更加独立的话，它们在区域间开展合作的价值会大大增加。这是一个管理方式的问题，也是一个态度问题。中国应该学习国外的经验，让区域性的政府有自己真正的权力，这样它们才能在国内、国际上开展竞争，同时还能继续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
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区域规划目的性不强，只是为了新的建设项目，缺乏理性、逻辑的规划。做规划方案的是一些设计师，他们做的却不是规划。
胡：您同一些世界上重要城市的市长一起工作，给他们提供建议，比如纽约、巴黎、悉尼还有现在的新奥尔良市长。您对中国的市长们作为城市建设的领导者有何建议？
布莱克利：作为一个市长，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起一套好的幕僚班子，以便应对当前和未来出现的问题，并且能将政府工作组织得井井有条。一个好的市长会知道自己的中心任务，其中肯定有经济发展。所以他会需要有经济方面的副市长，还需要战略规划和法规方面的副市长，当然他需要的副手肯定不止两位，但刚才提到这两方面的副市长应该会是其他工作的领头羊。每天，市长都要对未来充满期望——化解争论、关注经济趋势、并且为城市的未来发展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步骤。市长应该接触各类相关情报和咨询，而不是将自己埋头于行政事务上。
第二个建议是城市的政府应该建立起“员工发展项目”。在政府工作的人员可以从专家那里学习最新的知识，从训练计划中提高自己的技能，从国外学习可借鉴的经验扩大眼界，这样这批政府人员在他们的工作中会逐渐表现出不同：他们知道如何更好地利用基础设施、管理政府资产、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唯有通过培训才能让员工掌握这些技能。
第三个建议是城市的规划工作应该20年为限。无论怎样对城市的未来都不能操之过急。每年都要更新那些超过了20年的东西，并引进今年的最近成果为当前的规划目标服务。市长的工作绝不是4年或者他的任期，而应是贯穿他为城市所做的这20年规划周期。他应该为20年的工作打下基础，并为自己当前所做的工作负起责任。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市长只是为了出风头、受欢迎以便能再次当选，他们的工作往往只为了眼前。那些为城市长远考虑的市长可能会输掉选举，但他们的工作却为城市带来实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