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学术界“景观”概念变迁及相关研究进展

何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后。hefeng959@163.com

景观一词拥有丰富且复杂的内涵，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领域，其含义都可能存在差异，同时各种涵义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影响并发展变迁的过程。景观概念通常指视觉中的土地或风景，以及关于土地和风景的图像和照片。欧美学术界一般认为“景观”一词起源于16世纪，最初是指大地（已知世界）的图像或文字描述，既可以是风景画或地图中的景观，也可以是文字描述的景观。——栏目主持人

1 “景观”概念的变迁

“景观”概念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过程受到社会学和哲学理论变迁的影响；此外，不同学科中景观概念也拥有不同的内涵，并且相互影响。迈尼希曾经提到“同一景象”（scene）可以有10个版本，如自然（nature）、栖息地（habitat）、人工制品（artifact）、系统（system）、问题（problem）、财富（wealth）、思想意识（ideology）、历史（history）、场所（place）、美感（aesthetic）[1]，大致可见“景观研究”视角的丰富。

1.1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景观”研究的主要方向

20世纪60年代之前，欧美学术界的景观研究多以视觉可见的景观为主要研究对象，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并且居住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客观的物质文化环境。

地理学界最初将景观视为自然综合体。德国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rnbold）强调对自然外貌的研究。他的工作主要涉及可测量现象的观察，把人及其成果包括在自然及自然区域中，并没有把人看作主要的决定因素，而把市镇、村落、田地和作物描绘为景观的要素。洪堡认为地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各个部分是互相依存的，只有透过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才能对任何一个现象作出评价[2]33。施吕特尔（Otto Schlüter）试图将研究的中心放在对可见景观的关注上，将人类生活、思想和组织的研究排除在地理学之外，认为应关注地区表面可感觉到的景观整体，景观在形式、作用与类群及其不同等级的区域结合，应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施吕特尔提出了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区别，认为随着时间的变化，景观通过自然的过程发生了改变；人类出于偶然或蓄意，通过焚烧、砍伐树木、排水、引进物种等方式，同样改变了植被和地表形态。他认为公元500年前后西欧存在着人类对景观进行巨大改变之前的原始景观，认为对景观的研究，“不仅是对现象分类并确定其分布和结合的问题，而且也是研究其随着时间和过程变化的特点的问题”[2]148-149。迪金森（Robert E. Dickinson）认为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是第一个系统说明文化景观概念的人。拉采尔把文化景观称为历史景观，认为它是人类占有的历史面貌的写本，并主张对田地、农庄、村落、市镇及道路进行分类，以便了解其分布、现有的相互联系和历史渊源[2]83。20世纪50年代之前，英美地理学界的景观研究以美国地理学家索尔（Carl O. Sauer）和英国地理学家达比（H. C. Darby）为代表。索尔关注文化景观的形态学、形式与结构，关注“人类有关景观的记录”[3]131 ；认为“文化”通过时间的力量作用于“自然景观”，并且形成多种形式的混合物，如人口、房屋、生产、交往等等，这些形式的混合物结合起来就成为“文化景观”。文化景观由自然景观通过文化集团的作用形成，文化是动因，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4]46。达比认为在复原过去历史地理的工作中，水平剖面的方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一系列的横剖面即可展示一个地区的变化过程[5]。

这段时间的景观研究还有一些其他方向，例如，将景观作为考察历史事件的地理背景，如年鉴学派的著作；研究景观自身变迁的历史，即景观史的研究，如英国学者霍斯金斯（W. G. Hoskins），其代表性著作是《英国景观的形成》一书；研究景观中的单体形式、特征的集聚、自然、半自然与文化形式的结合，这是景观考古学的研究方向[3]122。

1.2 “文化转向”之后的“景观”研究

二战结束之后，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人口流动逐渐增强，文化呈现多元化倾向；同时，左翼思潮开始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文化中的权力和政治表达，这种哲学和社会学思潮逐渐影响了景观研究。西方学术界对“景观”和“空间”的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的倾向：从研究文化景观的产生、空间分布和格局、扩散、演变、文化区，转变为对空间地点或是景观的变迁作文化分析，其变迁背后是什么样的文化机制在起作用，其中涉及到对景观的文化解释，注重景观的象征性，注重空间形式所表达的文化意义。

人文主义地理学代表性人物段义孚等认为，人类理解空间、景观和环境是一种基于人类生物学特征基础上的普遍性理解，试图“阐明所有人所共享的与地点相关的意义、感受与情感”；在段义孚看来，地点可分为公共符号（纪念碑、艺术品、建筑物和城市，这是有意识建立的，它们的意义被有意识地控制着）和呵护场所（人们之间情感的联系而形成的停泊地）[6]146。新文化地理学学者认为，景观不仅是某一处看得见的自然区域，同时景观还有其政治、社会和文化过程[7]249-260 ；一些

学者如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和丹尼尔斯（Stephen Daniels）认为，不仅应关注景观的有形特征，还坚持人类本身作为景观组成要素的重要性，景观被视为剧院、嘉年华或公开展演。一些学者用地质学的比喻来描述景观，即称景观意义的“沉积”、“层次”、“地层”。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和南希·邓肯（Nancy Duncan）将景观视作有待解读的“文本”（text）[3]142-143。人类学者本德（B. Bender）认为景观是跨学科的，是历史政治、社会关系、文化感知等多种因素相结合的具有张力的东西[3]122。“文化转向”还表现在对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研究，研究者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共同体，进行着同质化的文化工程，通过虚构故事或历史、图画、游行和庆典等方式来构建想象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景观和地点的表征比景观本身更重要，作为景观和图像的民族，这些景观和图像象征了地点和人们的特征，而身份就建立在这些特征之上[6]167-173。

1.3 景观规划设计的发展

景观规划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与“景观”概念的不断变迁与丰富相一致，也有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历程。不少学者认为景观规划设计起源于17—19世纪自然风景园（landscape gardening）的设计，与欧洲早期风景画中的建筑有密切关系。1900年，哈佛大学设立景观规划设计课程，并逐渐设立景观规划设计学士和硕士学位。一些学者开始探讨景观规划设计这一学科领域，景观规划设计逐渐发展为与建筑学、城市规划并驾齐驱的重要学科[8]。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堤谢尔（William H. Tishler）主编的《美国景观规划设计》（America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ers and Places）[9] 一书提出了景观规划设计所涉及的范围，主要包括校园环境、公墓地、城市规划、乡村庄园、庭院、传统园林、居住环境、企事业单位园林、景观规划、自然风景、大城市开放空间、国家森林、国家公园、

新城与规划社区、风景车道、娱乐区、自然景观恢复、州立公园、街景与广场、城市公园、水滨等[10]。

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提到在西方世界，对被规划的景观与被设计的景观的现代关注，实际上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代伟大建筑成就长期关注的产物，是因出现“景观思想”以及作为“观察方式”的世界认识观的景观而出现的产物[3,12,13]。20世纪下半叶，随着“景观”概念的发展，景观规划设计学者日益注重探讨景观规划设计与景观思想之间的关系，普雷吉尔（P. Pregill）与福尔克曼（N. Volkman）关注东西方传统中的景观设计，认为不仅应探讨有关土地规划与设

计的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而且要使那些思想置于他们当时的社会背景与环境背景之中。他们主要关注六个问题：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技术的影响；关于城市、乡村与自然景观的人文价值；景观的象征意义；设计的社会角色；土地规划与设计中的美学作用。他们强调人类与景观的关系通常要比仅仅满足于物质需求的愿望深得多，因为每种文化都与景观有某种象征性的联系，无论是聚集的社会还是强势的个人，都对景观产生过影响，既显示了他们的身份，又表达了他们的审美情趣[3]121。

2 欧美学术界“景观研究”所体现的四种矛盾

约翰·怀利（John Wylie）的《景观》[14] 一书为我们展示了欧美学术界各类“景观”概念及研究所蕴含的四种紧张关系。第一，我们应该全身心浸入“景观”，还是与“景观”保持一定的观察距离？塞尚（Paul Cezanne）的风景画作品展现了自我与景观的一种融合，对景观有一种本初地、无法逃避地介入，体现了对世界的理解和感知；但对文化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而言，景观意味着距离与观察，我们成为独立的观众，世界成为可以被视觉观察的遥远风景，景观被视为一种通过独立的，甚至“客观性”的优势地位来观察和表现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类似于视觉仪器（显微镜、望远镜、六分仪）和其他表现模式（绘图法、建筑绘图），世界可以作为一个外在的、独立的实体被概念化，从而被理性地感知和精确地表现。景观此时属于科学、理性和现代性。第二，景观是我们看到的风景还是居住着的世界？这两个词已经并将继续代表着研究和理解景观的不同方法。20世纪大多数时期，广阔的“田野科学”模型被人文地理学家用作景观研究的保障。地理学家索尔（Carl O. Sauer）和景观史学家霍斯金斯（W. G. Hoskins）将他们的工作建立在中立的田野观察之上，景观成为一种外在的、融合的、可观察的整体；1970年代以后，景观研究开始走出田野科学模型，强调景观的特征（qualities）。对特征的现象学研究、解释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新文化地理学，开始大量用栖居、居住等概念定位景观中的文化行为，认为狭隘的观察性田野科学忽视了景观中居住和生活的日常结构，忽视了景观居住者的视角。第三，景观是土地本身，还是观看土地的特殊视角？一般认为，景观除了指土地本身之外，还指关于土地的照片或者图像。景观归属于一个外部的、客观的真实世界，是物质的、可触摸的实体，而非虚构的产物，可以用客观的方法来测量、绘制和描述；但另一方面，景观又是眼睛可以观察到的对象，是观察和描绘（想象）周围世界的一种特殊方法，不仅仅关于我们看到的世界，还关于我们如何去看世界，而如何看世界总是充斥着特殊的文化价值、态度、意识形态以及期望。因此，“景”更是人类、文化及创造性的领域。一方面，存在一个客观的、现象的、物质的“景观”；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一个主观的、感知的、想象的“景观”。第四，文化景观和自然景观之间的关系。景观是一系列自然现象相互关系的产物（气象、地形、土壤类型、资源等等）及一系列文化实践（农业实践、宗教及精神信念、共享的价值和行为规范、社会的组织结构、性别角色、财产所有权）等等，自然与文化相互作用形成景观。独特的自然环境影响并受着独特的人类文化的影响，民族、地区、地方性的景观是人类在很长时间里对自然环境的反应和修正的表达——是一种对文化的理解[13]1-10。

3 结语

“景观”一词在建筑学、地理学、艺术学、美学、历史学、生态学、文学等学科中频繁出现，其涵义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变迁过程，至今仍然在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的趋势体现了“景观研究”多学科的相互影响，其所体现的多重矛盾，正说明“景观研究”视角的丰富。作为一个综合性领域，“景观”的学术研究及规划应用都需要多学科的相互辅助，正如阿兰·贝克所言，“对地点可视外观的认识及其文字表述、图像表述、数字表述甚至声音表述，已经存在于学者与艺术家们种类广泛的目标之中，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景观’吸引甚至需求跨学科的研究法”[3]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