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5年11月
地 点：北京，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吴缚龙教授于2015年11月在中国工程院主办的“村镇规划建设与管理国际论坛暨展览”上接受了《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的独家专访，本文依口述整理，并经吴缚龙老师审阅完善。
《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下称UPI）：中国与西方城市研究的差距客观存在，您认为中国城市研究该如何借鉴英美的规划理论？
吴缚龙教授（下称W）：在西方城市研究界，也提出南半球要找自身的理论，不能够把所谓西方的理论，强加到南半球。像阿纳尼娅·罗伊（Ananya Roy）、伦敦大学学院（UCL）地理系的珍妮弗·鲁滨逊（Jennifer Robinson），都强调现在到了时候，要强调比较研究，至少从方法论上来说，要产生当地的理论。
而实际上西方理论的中国化践行起来也比较困难。我认为西方的理论更多的是解说体系，对一个现象进行解说，有很强大的解说分析范式。其他的非西方语言国家的学者去做的时候，一开始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障碍，而西方的这种研究范式，它提供了一个最简便的工具，于是自然而然地引用西方的说法了，因为这种说法是最简单的。然而这么做往往没有真正地考虑这些说法是不是合适，其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概念。
比如目前在学界有一些辩论。像珍妮弗·鲁滨逊、阿纳尼娅·罗伊等学者都是属于后殖民化的（postcolonial），就是强调特殊性，或者像我们搞地理研究的，就强调地理的特点，而不是普遍规律。但是在《区域研究》杂志上，杰米·佩克（Jamie Peck）就认为，光强调特殊性还不行，还要强调普遍性。学界现在对此有一定的争论，就是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争论。强调普遍性的那些学者，基本上是受到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一个现象上升到
常认为规划的程序如果比较复杂，会导致建设比较拖延。特别对保守党执政的政府来说，他们觉得为了推进经济发展的话，最好减少一些规划审批的程序。所以历史上也搞过企业区，就学习香港的经验和做法。从规划的地位来说，在保守党执政以后，对规划进行了压缩。但是在中国，规划还是在加强的。大概因为中国政府觉得，规划对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至少市政府是这样认为的，蓝图非常重要。主要因为规划是政府驾驭市场的手段。
UPI：作为同事，您怎么评价彼得·霍尔爵士（Sir Peter Hall）？
W：我觉得彼得·霍尔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他是少有的真正的对城市中的人民生活福祉有关怀的那种学者，他跟所谓的专业人士是不一样的，他有知识分子的情结。他真的是为了更美好的城市去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关注的很多问题真的是大问题，当然他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这一点是很少有的。他不是说仅仅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做一些雕虫小技的东西，做得很精美，他不是单纯考虑这些问题，他很注重社会意义，很注重对生活、对人民福利的改善。
他有很强烈的使命感。他跟平常我们所谓的学者不同，学者只是拿实践的东西来检验现成的理论，发现这个理论不合适，我再改进理论，这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学者，虽然这种改进理论可能最终会对社会福利有所改善，但是这一环是没有明确地建立起来的。但是彼得他是一直有这样的使命感的，他对改善城市的生活有使命感，之后他是把理论放到实际中来看的，他不是简单的一个理论专家。
他的知识层面很多，大多来源于他参与的一些实践，这些项目包括地方的和中央的，他就是很实际地关注这个事情，关注城市、乡村里的事。
他受到了霍华德田园城市的影响，在他后期的研究里面一直有这个思路，因为田园城市就是研究怎么样寻找一个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方式，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我觉得他这个使命感是非常强的。所以他对政府有很多具体的建议，影响了政策的制定，这都是源自于他的使命感。他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他的研究不是为了制造理论。
UPI：您对英国规划教育的感受如何？
W：英国规划教育，我感觉好像比较注重软环境，比如政策方面和理论分析，还有就是对问题的反思能力（critical thinking）这方面。跟国内相比，国内可能比较强调动手能力吧。但是，在设计和建筑方面，有的学校，如巴特雷特的建筑系，会非常强调动手能力。
UPI：您对中国新兴的社区规划有什么想法？类似这样的规划思路、规划理念、规划方法，在英国情况如何？
W：英国很注重社区（community），我觉得这个跟英国很多理念还是比较契合的。可能规划师将来会多元化吧，规划的方法也更加多元化。我们系就有这样的全方位参与社区规划的老师，他跟社区互动得很频繁，参与组建了一个非政府组织，长期招募志愿者进行社区互动。
我自己认为，未来可能不光是规划师多元化，而是其他地方的人也参与进来做规划。比如说做城市设计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传统的规划教育训练出来的人，他照样能够给市政府做一些事情啊，就是说因为有市场。
我觉得形式上会有一些多元化的现象出现。但是在规划体系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范式存在。从规划管理的角度来说，还是需要专业技能的。而社区参与规划可能是趋势。
UPI：您近期经常谈到绅士化，您觉得中国的绅士化有什么特点？
W：我认为绅士化这个词在中国不是特别好用。我的意思就是不要纯粹用西方的一个理论来解释目前中国所有的旧城改造的状况，不能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中国目前所有的旧城改建。不排除可能有一些有绅士化的现象，但是不是所有的改建都是绅士化。我同意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观点，就是实际上以后很多的改建，更多的是为了生产，跟资本主义的生产脉搏相符，而不是仅仅考虑中产阶级消费。它并不只是一个把工人居住区改变为中产阶级居住区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出现，包括把旧城居住区拆建成一个综合体、建科技园等等。因而，在绅士化的话题上，需要看到西方理论的局限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