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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区域战略空间规划:采用国家治理术和尺度工具的英国模式

Sub-regional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The Use of Statecraft and Scalecraft in Delivering the English Mode
  •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7, 88(6): 665-682
  • 作者:Janice Morphet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自英国政府发布《国家经济发展与复兴》评估报告以来,次区域范围内的政策持续存在,且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作者建议在英国引入战略空间规划,并与次区域范围内的新兴治理模式相结合。文章采用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国家治理术(statecraft)和尺度工具(scalecraft)等方面考察英国脱欧后次区域政策的可持续性。议程设置作为一种常见的政治研究工具,与政治优先事项有关。作为议程设置的补充,国家治理术是一种有意识的博弈战略,通过应用国际协议来实现目标。尺度工具则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关注空间实体的重塑,支持非地理意义上、更为广泛的政治构造。当前,在大曼彻斯特、北安普顿等次区域范围内,地方政府已经进行了非政治化的战略规划尝试。经合组织(OECD)条约在战略和项目层面上创建了两个新的权限制度模型,也证实了新的行政治理空间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然而,尽管在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中,治理的尺度缩放较为常见,但英国中央政府部门可能因为抗拒权力下放而不愿将次区域治理层级纳入体系,这也对次区域空间战略计划的推进提出了挑战。


非正式土地所有权是否导致土地不平等?对柬埔寨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批评

Does Informal Tenure Result in Land Inequality? A Critique of Tenure Formalisation Reforms in Cambodia
  • 源自:Land Use Policy, 2018(77): 240-248
  • 作者:Benjamin C R Flower
  • 推荐:杨锦坤,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 划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博士生。 yangjk5@mail2.sysu.edu.cn

在过去20 年中,土地所有权问题已成为全球各国际发展组织推动的一项广受欢迎的农村发展干预措施。 这种措施的一个关键理论基础是,“地方”或“非正式”的土地所有权限制了土地有效的市场分配,从而助长了贫困和限制了经济增长。主流研究认为应该根据用正式产权制度取代非正式的所有权和土地市场。一旦确立正式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市场投入运作,土地将通过房地产交易得到有效的分配。 按照这一逻辑,柬埔寨政策制定者将该国农业部门的非正式所有权认为是造成不平等、低效率、经济增长受限制和贫穷的因素,并对其所有权展开改革。本文探讨了柬埔寨稻米农场(rice farms)的非正式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市场的动态。研究发现非正规土地所有权不一定是市场力量根据其最经济可行的用途分配土地制度障碍,这一结论与主流观点认为非正式土地所有权是阻碍土地市场运作的障碍相反。劳动密集型农业经济体中的土地不平等和生产效率低下并不一定是体制安排效率低下的结果。资本产生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可能是造成不平等的原因。通过对柬埔寨农村非正规土地市场的调研分析,本研究有助于引发关于非正规性(informality)的讨论,给世界其他地区农村非正式土地所有权制度与土地分配研究带来启发。


样本数据里的不确定性:城乡规划师如何理解“美国社区调查”数据

Navigating Statistical Uncertainty: How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ers Understand and Work With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CS) Data for Guiding Policy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8, 84(2): 112-126
  • 作者:Jason R Jurjevich, Amy L Griffin, Seth E Spielman, et al.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zhoujp@gmail.com

城乡规划师如果要定量化自己的分析或者建议,往往离不开抽样调查和随之而来的样本数据。基础的统计知识告诉我们,样本数据所反映出来的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真正的全体研究对象的实际特点,通常不会是一致的。换言之,样本数据相对于全体数据存在着一定幅度的误差。美国、澳大利亚几所大学的六位教授,以美国城乡规划人员最常用的“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数据为例,访谈和调研了207 名城乡规划人员,了解他们对于美国社区调查样本数据的理解和应用。六位教授发现,大多数城乡规划人员对于样本数据相对于全体数据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其实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因此也往往忽略样本误差问题。六位教授因此建议,应该从城乡规划教育的源头开始,强化有关知识点及其实际应用。


十年来北京空间不匹配的变化:弱势群体的情况更好还是更为严重?

Decade-long Changes in Spatial Mismatch in Beijing, China: Are Disadvantaged Populations Better or Worse off?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8, 50(4): 848-868
  • 作者:Yunlei Qi, Yingling Fan, Tieshan Sun, Lingqian (Ivy) Hu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尽管最近的研究将以美国为中心的空间不匹配(spatial mismatch)假设延伸到了中国城市,但对于中国城市空间不匹配现象的变化研究仍较为缺乏,因此本文作者利用纵贯数据探讨了北京2000 年代和2010 年代之间的空间不匹配模式和程度的变化。基于当前空间不匹配的文献,作者将空间不匹配广义的定义为任何特定群体居住的地方与他们合适和可获得的就业机会所在的位置之间的不匹配。根据这个定义,作者强调本文的纵贯分析主要关注人口与交通可达性的就业岗位之间的空间不匹配,而不是人口与任何就业之间的空间不匹配。结果显示,过去十年间,北京的所有人群空间不匹配情况都有所恶化。在对比不同社会群体时发现,弱势群体的空间不匹配程度加剧更为严重,这类人群包括没有当地户口的流动人口和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低学历人口。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造成空间不匹配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分布的变化,而工作分布和运输网络的变化影响有限。


智慧城市发展的设计评估

Towards Evaluation Design for Smart City Development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3(2): 165- 168
  • 作者:Sally P Ciardi, Stephen H Hallett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xum@cqu.edu.cn

面对快速城市化给城市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造成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将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科技系统为基础的“智慧城市”系统引入城市设计、规划和管理流程中以应对上述挑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智慧城市系统以网络数码互联、传感技术和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极大地促进了城市中各个群体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但是,由于仍旧缺少关于智慧城市标准的、全面的定义和有效的测度指标,建立一个综合的、基于实际绩效的智慧城市发展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框架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此背景下,来自开放大学的莎莉·西亚尔迪(Sally P Ciardi)和克兰菲尔德大学的史蒂文·哈雷(Stephen H Hallett)特撰文以对此问题开展讨论。两位学者在已有的文献、机构文件和地方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智慧城市的定义、测度和评价体系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了如何利用已有的成果来帮助建立关于智慧城市发展及智慧城市对城市系统的绩效适当、有效和可信的评估。当前,依托信息化建设的浪潮,我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逐渐迈向同信息化、智能化的深度融合,特推荐此篇文章,希望对我国的智慧城市的建设和评估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从外围到核心:来自高铁使用的集聚效应测度

From Periphery to Core: Measuring Agglomeration Effects Using High-speed Rail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18(2): 355-390
  • 作者:Gabriel M Ahlfeldt, Arne Feddersen
  • 推荐:魏宗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weizongcai@scut.edu.cn

美国前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曾提到,新建一条高铁干线将带来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并提升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活力。在中国,高铁及其产生的经济效应被视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有力支撑,由此引发了地方政府的疯狂争夺。本文作者认为,高铁建设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取决于它们所能提升的集聚经济的实力和空间范围,其在与周边经济互动时发生的外生变化值得深入探索。两位作者分析了德国连接科隆和法兰克福的高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高铁对三个中间站所在县的生产总值的平均影响值为8.5%。作者进一步以研究范围内受高铁影响的所有县城之间的双边运输成本的变化来确定其集聚力的强度和空间范围,发现高铁的外溢强度随着通行时间的增长而减弱,具体为通行时间每增加30 分钟,外溢强度减半,并将在200 分钟后下降至1%。高铁给外围地区带来的益处主要是通过知识扩散、劳动力市场联营以及便利的沟通来降低交易成本。作者的研究成果佐证了一个观点,即运输联系的改善及引发的贸易效率提升,可以以牺牲外围地区为代价而使核心地区受益。这对中国在新时代推进高铁的规划建设及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


超越空间的视角:中国南京教育化驱动背景下的空间再生产和中产阶级重塑

Beyond Space: Spatial (Re)Production and Middle-Class Remaking Driven by Jiaoyufication in Nanjing City, China
  •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8, 42(1): 1-19
  • 作者:Qiyan Wu, Tim Edenson, Jianqun Cheng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 究院。leiwang@whu.edu.cn

教育化,作为绅士化的延伸,以人们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驱动着当前城市的变迁。它不仅促使低收入原住民被取代,而且通过受教育群体的更替,使原来的蓝领社区变为白领社区。具体而言:中产阶级群体为获取优质教育资源,试图占据相应的社会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中产阶级社区逐渐形成,中产阶级群体的社会地位得以巩固,而其内部对资源争夺的冲突也愈加剧烈。由此,教育化降低了代际间的社会流动性,加剧了社会的极化效应。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社会逐渐形成以代际分层替代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状况。为深入探索阶级重塑和竞争的形式,文章分四部分进行阐述:首先,梳理教育化的相关文献,并将重点放在中国城市发展的内涵上,即以知识再生产的形式促进社会再生产,从而完成阶级重塑;其次,利用在南京市的访谈调查,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在教育化过程中的社会群体分层问题;再次,通过回顾现有文献以及分析现实案例,解释稀缺教育资源如何在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和巩固阶层关系方面发挥作用;最后,基于中国城市化背景,进一步总结了教育化这种社会空间分离的新形式。


创业文化、知识外溢和区域增长

Entrepreneurship Culture,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the Growth of Regions
  • 源自:Regional Studies, 2018, 52(5) :608- 618
  • 作者:Stuetzer Michael, Audretsch David, Obschonka Martin, et al.
  • 推荐:张衔春,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xchun0127@yahoo.com

区域对于企业家生存、创新活动及知识外溢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而展现出高度创业活动水平的区域也往往具有较高的经济绩效。在现有学术讨论中,学者主要以组织地位(organizational status)的视角去理解创业行为的空间格局。除此之外,以关注个体创业者、团队及组织行为的行为视角(behavioral view)和关注创业结果的绩效视角(performance view)也被广泛采纳。而后两者相较前者而言,较好地将创业与经济绩效建立起联系。本文作者旨在突破目前测度创业与区域增长关系上的局限性。具体来说,针对目前研究无法在创业精神的评估中纳入如行为等这些实质性的构成概念这一理论缺陷,作者采取“大五人格模式”(Big Five Personality Approach)去测度创业文化,同时运用就业成长(employment growth)作为测度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并建立起两者之间的联系。通过测度作者发现,一个区域的文化创业程度较高,其就业成长则较高。进而认为那些能够为创业文化提供影响和便利的区域政策将会在未来以区域经济绩效的提升为表现而获得较高的政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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