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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复合网络中服务流动的变化——基于关键设施可获取服务水平 的城市灾害韧性测度框架

Service Flow Changes in Multilayer Networks: A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Urban Disaster Resilience Based on Availability to Critical Facilities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44
  • 作者:Zihao Li,Wentao Yan
  • 推荐:李子豪,颜文涛,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zihaolee@tongji.edu.cn, yanwt@tongji.edu.cn

面对各类风险扰动,街道网络和关键设施的失效会导致公共服务中断,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当前,城市灾害韧性的测度方法多侧重于评估基础设施系统的物理性能变化,往往无法真实反映风险扰动下,城市系统维持可用服务以满足市民需求的能力。论文将风险扰动下居民人均可获得公共服务的变化作为关键指标,提出了基于复合空间网络服务流动变化的城市灾害韧性测度框架和技术方法;并以极端暴雨下上海中心城区的医疗服务设施为实证案例,验证了该城市韧性测度方法的可操作性。

首先,整合人口统计、住宅区、关键服务设施和道路网络等多种空间数据,基于拓扑关系构建服务—居住—交通城市复合网络(SRTNs)。与不同强度的风险扰动受灾地图叠合,移除受损路段和失效设施,模拟风险扰动下城市空间系统的受损情况。其次,模拟居住区与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流动路径,构建服务流动成本矩阵,利用霍夫模型(Huff model)计算各居住区在不同风险扰动情景下的人均可获得服务水平。最后,绘制风险扰动强度序列下居民人均可获得服务水平变化曲线,计算曲线与坐标轴的围合面积,得到不同区域的城市灾害韧性值。

研究发现,多层网络复合产生的要素流动结构对城市灾害韧性水平具有显著影响。风险扰动造成的居民可获得服务变化并不局限于受灾区域,而是伴随服务流动重组产生城市全局性影响;随着风险扰动强度的增加,居民可获得服务的空间分异特征进一步突出,风险扰动下服务供需失配程度加剧,导致部分社区人均可获得服务远超所需,一些城市外围社区则更难获得充足服务;而仅依靠增强道路网络连通性以缓解城市服务设施分布不均衡的规划手段,会导致城市复合网络存在“过连接”(over-connected)特征。这种服务流动结构高度依赖部分高中心性路段和特定高等级服务设施,加速了风险扰动下可获得服务损失的快速扩散,降低了城市社区的灾害韧性水平。

研究指出,城市韧性规划需要协同考虑公共服务均衡布局与街道网络结构优化,促使城市公共服务流动遵循幂律分布特征(power-low pattern)。既保障城市居民在短途内获得充足公共服务,又通过部分高等级道路形成若干服务走廊提供冗余服务支撑;可依据服务流动结构将城市划分为若干灾害管理单元,相邻单元之间建立有层级梯度的灾害响应协同机制。部分受灾概率低、可达性高的服务设施,适当提高服务规模与设防标准,使其可在风险扰动下快速扩大服务范围,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传统商业街的生存危机——太阳模型与空间吸引范式

The Existential Crisis of Traditional Shopping Streets: The Sun Model and the Place Attraction Paradigm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22, 27(1): 1-35
  • 作者:Matthew Carmona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在网络购物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商业街出现了生存危机。论文立足于对专业、政策、行业和实证案例的分析,通过一个购物选择的太阳模型,抽象总结了传统售卖和网上购物的概念本质与显著特征;并深入探讨了便利度、选择性、确定性、成本等决定购物选择的9 个因素。论文提出了从出行经济到空间吸引范式的转型,探索了传统商业街未来的塑造方法和策略,并列举探讨了以下干预因素:(1)在规划、设计和管理等领域解除管制,点对点复兴;(2)积极主动地规划、监管公共与私人伙伴关系和潜在的土地与财政的组合开发等;(3)通过主动设计进行塑造,在这方面英国政府为传统商业街的紧急设计干预提供了资金;(4)主动策划竞争者互联网平台和购物中心,在便利性等方面进行优化。最后,本文通过空间吸引力的法则来进行总结:需要系统地对太阳模型中包含的购物选择因素进行思考,实行更多更好的公共部门干预;优先考虑主动干预,改善能够使人们积极到访的传统商业街的空间因素。

在动态产业环境下的研发区位?

R&D Location in Dynamic Industry Environments?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24(1): 41-62
  • 作者:Luca Colombo, Herbert Dawid and Philipp Harting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在知识密集型行业中,企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其创造和获取知识的能力,故受引导的知识流动的地点成为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对于强烈依赖人力资本而相对较低依赖实物投资的高科技行业来说,定期重新思考区位策略尤为重要。论文提供了一个将知识流作为关键因子的企业研发部门区位选择理论框架,建立了具有产品质量竞争的动态行业模型,研究企业的最优研发区位策略。通过模拟分析,论文展示了当企业在强创新或弱创新的行业环境中,创新者和模仿者的区位策略有哪些不同;同时描述了企业如何进行区位选择以应对某个地点的竞争对手的创新活动。
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内部的潜在相关性和外部溢出效应,公司的异质性系统地影响着不同行业环境中的企业最优区位探索,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的区位变化模式。研究发现,与创新者相比,模仿者往往有更多的可选地点。一个模仿者进入(或退出)一个地点的概率会受到该地点其他公司数量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而对创新者来说,则会产生相反的影响。进一步详细调查不同环境下差异化的利润最大化企业区位策略,发现面对许多模仿者的创新者应该将研发工作集中在一个地点,在主要由创新公司组成的行业环境中,坚持单一地点的压力应该弱得多;相反,模仿者应该出现在更广的区位,如果其行业环境被其他模仿者主导,就更应如此。也就是说,不同环境中企业区位策略受其创新程度影响,在强创新行业中经营的创新者只青睐存在大多数创新公司的地点。有趣的是,无论何种行业,模仿者的区位策略反而不依赖于一个地点的创新程度。这些见解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政策制定者可依据产业创新性和区域创新能力,考虑企业区位变化形成的有利和阻碍作用等动态后果,制定如地方补贴或税收计划等影响知识增值的政策。论文还特别指出,只有在行业创新能力很强的情况下,吸引创新企业到某个地点的政策才会对其他创新者的吸引力产生
积极的间接影响。

住房建设、所有权混合与社会融合

Housing Production, Tenure Mix and Social Mix
  • 源自:Housing Studies, 2024, 39(1): 272-296
  • 作者:Martin S?derh?ll , Andreas Alm Fjellborg
  • 推荐:魏宗财,唐琦婧,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社会融合是英国、瑞典和丹麦等许多欧洲国家的住房政策目标。这些国家常通过社区层面的住房所有权混合,将不同社会地位的市民混合在同一住区中居住,以削弱弱势群体集聚带来的负面邻里效应和弱化种族隔离。然而,该政策的有效性和是否确有积极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

论文使用个体层面的数据探究了1995—2017 年间瑞典所有城市的新建住房如何影响住房所有权混合,进而影响社区层面的社会融合。研究结果表明,住房建设有助于促进住房所有权混合,但对社会融合的影响尚不明晰。无论在高收入社区还是低收入社区,新建住房居民的收入往往低于居住在旧住房的居民。这揭示出新的住房建设虽然是提高社会融合水平的有效工具,但其他因素可能会影响其成效。即使提高住房所有权混合程度能吸引与社区原住民收入水平不同的人群,但社区层面的社会融合仍无法轻易实现。尽管如此,作者认为通过住房所有权混合促进社会融合的这种努力仍有积极影响和意义。该研究成果对国内城市落实国家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统一性与多样性——1683—1895年台湾城市规划

Conformity and Variety: City Planning in Taiwan During 1683-1895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ahead-of-print: 1-35
  • 作者:Shimeng Sun
  • 推荐:李春颖,傅舒兰,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fushulan@zju.edu.cn

城市历史学者和建筑史学者认为,1895 年前台湾岛上存在三类不同形态的居民点,其中中国大陆移民建造的防御性城镇由于数量众多、特点鲜明而得到学界广泛研究。然而,其与中国古代城市系统之间的联系鲜少有人关注,学界也并未将其作为中国古代城市的典型代表城市。因此,论文考察了1683—1895年间台湾16 个城市的规划意图和具体实践,重点关注其对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遵循及其基于当地复杂条件所做的创新,以丰富对台湾城市规划史的认识,并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首先,作者依据建设规模与速度,将16 个城市的建设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清朝统治初期(1683—1722 年),该阶段于台湾中南部新建了3 座城市,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并以台湾(1887 年更名为台南)作为州政府驻地;第二阶段为城市蓬勃发展期(1723—1874 年),该阶段于台湾中北部新建了4 座城市,人口及居民点数量明显增加;第三阶段为城市快速发展期(1875—1895 年),中日和中法战争使得清政府意识到台湾的战略地位,进而大规模新建了9 座城市并于1885 年后设立台湾省。

其次,论文从城市选址、城墙形态、功能设施配套、规划时序四方面研究了城市规划建设特征与规律性。清代台湾城市选址遵循中国城市规划传统思想,讲究“背山面水”并强调空间格局;城市的城墙在遵循行政等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多基于现实条件决定其形态;功能设施配置基本遵照官方规定建设六类功能设施,另外考虑当地需求与政治需要,设置为原住民服务的功能设施和现代化设施;规划时序由于缺乏统一规定,每座城市根据不同的条件和需求,建设顺序灵活多样。

总的来说,清代台湾16 座城市的建设一方面遵循了清政府的官方规定和中国城市规划的传统;另一方面根据不同城市地形条件、政治需求和地方特征,因地制宜创新了中国城市规划传统技术。清代台湾十六城对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系统的遵循与创新,足以证明其是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典型代表。

货运物流与城市

Freight Logistics and The City
  • 源自:Urban Studies, 2024, 61(1): 3-19
  • 作者:Havard Haarstad, Rafael Rosales, Subina Shrestha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论文作者认为,城市研究应该将货运物流视为城市持续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已知货运物流能够为城市的可持续性、宜居性和正义性带来深远影响,但这个话题的重要性仍常常被忽视。一方面,城市研究领域中探讨城市货运物流的文献数量偏少,远远不及对人员流动的关注。很多城市认为物流不是公共部门的管理范畴,在欧洲甚至有半数以上的城市尚未制定任何货运政策或者规划。另一方面,现有城市货运物流文献大多基于所谓的“技术理性模式”,研究目标是优化城市物流系统,而不是处理物流系统与城市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之间的联系。

作者进一步提出,货运物流实际上在多个方面嵌入了城市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城市学者需要将其纳入城市研究,通过探索货运物流与未来城市的关系、货运物流网络中的正义,以及城市物流可持续转型的新路径等,深入理解货运物流在城市可持续性转型中发挥的作用。论文反复强调货运物流不只是物流操作层面的问题,而与城市结构、社会公正、环境影响以及规划和治理行动紧密相关。更具体而言,也与城市基础设施政治、环境与空间正义、中产阶级化、城市新陈代谢、智能城市主义、前瞻性治理等诸多城市学者感兴趣的关键词交织在一起。

总而言之,城市物流系统及其各种技术、实践、话语、资源流动和基础设施是城市系统中被忽视的元素。它不是在抽象的真空中运作,应与更广泛的城市系统相辅相成。本文作者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启发价值,特此推荐给感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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